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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您好！ 在此与您相遇，与您结个善缘！ 并与您分享国内禁书《马克思的成魔之路》， 愿每一个善良的中国人都了解真相。 唤醒百花，春就到！ ----------------------------------------------------- 《马克思的成魔之路》 *************** 1 * 本文译自 Von Richard Wurmbrand 所著，由 Living Sacrifice 图书公司于1986年出版的《Marx and Satan一书，另外还参考了》《The Cult of Marx - its origin in Satanism》、《Was Marx a Satanist?等文章》。 * 本文谈及的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作品，、很多都可在马克思主义者建的网站 www.marxists.org 中查到。 * 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作品有多个英译、本，字句稍有出入，但大意相同。 2 名词简释： Satan -- 撒旦，是犹太基督系宗教里的恶魔之王。 Lucifer -- 路斯弗，堕落天使。 Abyss -- 无底地狱佛教中亦有阿鼻地狱。（Abichi Hell）之说。 ******************* 3 马克思主义源自一个撒旦教秘密组织 --- 很少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这一点。 马克思早年是一名基督徒。马克思第一部知名作品叫《基督徒们依据约翰福音15：1-14而合一：合一的意义、必要性及其影响》。里面有这样的话：“与基督的合一，既在和他紧密而鲜活的友谊之中，又在这样的事实当中：他总在我们眼前和我们心里。同时，我们被他的大爱占据，于是，通过那联合了我们、牺牲了自己的他，我们对兄弟真心相待。”（引用原文略） 可见马克思知道人们表达兄弟情谊的方式，那就是：通过基督教。 马克思继续写道：“因此，与基督的合一，使我们的内在升华，使考验得到慰藉，使我们心灵敞开关爱他人 --- 这不是因为我们骄傲或渴望名声，而是因为基督。” 几乎与此同时，马克思在《一个年轻人在择业前的思考》中写道： “宗教授予我们所有人向往的理想。他为全人类牺牲了自己。谁敢否认这一点？若我们选择的职业，能让我们把自己最好的给予人类，我们就不会在其重压下蹒跚行走，因为这是献给万物的牺牲。” 马克思从高校毕业时，他的文凭里注明了他的宗教知识：“他的基督教理知识，是明晰、且相当 4 有根基的。而且，他对基督教会的历史非常了解。” 然而，马克思获得文凭不久，灵异之事发生了。 马克思在学生时代后期所写的一篇论文中，六次重复了“毁灭”一词——他的同学没任何一人在考试中使用此词。于是，“毁灭”成了马克思的绰号。对于马克思来说，想要毁灭是相当自然的，因为他说人类是“人类垃圾”，又说，“没有人来拜访我，我喜欢这样，因为现在的人类是［粗言秽语］，他们是一群混蛋。” 那时，马克思在一首诗中写道：“我渴望向上帝复仇。” 马克思相信上帝确实存在，虽然上帝从未伤害他，他却要与他争斗。马克思生于一个较富裕的家庭，他在童年时从未挨饿，在学生时代的生活又比他的朋友们好得多。那么，这可怕的对神的仇恨从何而来？其私人动机尚未可知。或许，作此宣言时，马克思是“另一位”的喉舌？ 在这个大多数年青人梦想着为他人做好事的年纪，年轻的马克思却在《绝望者的魔咒》一诗中写道： 在诅咒和命运的刑具中，“ 一个灵攫取了我的所有； 整个世界已被抛诸脑后， 我剩下的只有恨仇。 5 我将在上苍建起我的王座， 寒冷与恐惧是其顶端， 迷信的战栗是其基座， 而其主人，就是那最黑暗的极度痛苦。 以健康观点看待世界的人， 将会转变，变得惨白和死寂。 他被盲目和寒冷的死亡所占据， 将给他的快乐准备坟墓。” 马克思梦想毁灭神所创造的世界。他在另一首诗中写道： 那时我将如神一般，“ 在雨中穿过各国，凯旋而行。 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火与业， 我胸中的那一位与创世之神平起平坐。” 坐于王座上的“那一位”，将散布极端的痛苦与恐惧——这个自白和“我将在上苍设立我的王座”一句，使我们想起了路斯弗的骄傲之言：“我要升到天上，在神的众星之上，我将设立我的王座。”（圣经?旧约?以赛亚书 14：13） 而马克思在某个时期最亲密的朋友 Bakunin 写道： 6 人必须崇拜马克思。人至少必须惧怕他，以得到他的宽恕。马克思是极度自大的，自大到肮脏和疯狂。 为何马克思想要这样一个王座？ 马克思在其学生时代写的一个剧本中，有着答案。这个剧本叫《Oulanem》。要理解这个题名，需要知道如下之事： 撒旦教有一种祭仪叫“黑色聚会”。在此仪式中，撒旦教祭师于午夜时进行念诵。黑色蜡烛被颠倒放置于烛台上，祭师反穿着长袍，照着祈祷书念诵，但念诵顺序是完全颠倒的，包括神、耶稣、玛利亚的圣名，都倒过来念。一个十字架被颠倒放置或被踩在脚下，一件从教堂偷来的圣器被刻上撒旦之名，用于仿冒的交流。在这“黑色聚会”中，一部《圣经》会被焚毁。所有在场者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七宗罪，并永不做好事。然后，他们进行纵欲狂欢。 “Oulanem”就是将圣名“Emmanuel”调乱来写。“Emmanuel”是耶稣在《圣经》里的一个名字，其希伯来文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黑魔法认为这种颠倒之法是有效的。 不过这只是第一场戏，后面的内容迟迟没有放上网。为什么呢？ 撒旦崇拜由来已久。在《圣经?旧约?申命记》 7 中我们读到，那些人“向魔鬼献祭”，然后，以色列之王 Jeroboam 设立了高位、牛羊的祭师。 要理解《Oulanem》这个剧本，我们必须依靠马克思的一个奇异自白。在《演奏者》一诗中，马克思写道： 地狱之气升起并充满我的头脑，“ 直到我发疯我的心完全变化、。 看见这把剑了吗？ 黑暗之王把它卖给了我， 它为我抽打时间，并给我印记， 我的死亡之舞跳得更加大胆了。” 这些字句有特殊含义：在撒旦教的晋阶祭仪中，一柄施了巫术、能确保成功的剑，会被卖给晋阶者。而晋阶者付出的代价，就是用他血管里的血在恶魔契约上签字，于是，在他死后，他的灵魂将属于撒旦。 下面再引用《Oulanem》剧本中的文字： 他们也是“ Oulanem，Oulanem， 这犹如死亡的名字，鸣响鸣响，、 直到它在卑微的蠕动者中消褪。 停止吧，现在我已拥有它！它从我的灵魂升起， 如空气般清晰，如骨骼般坚硬。 8 我年轻的双臂已充满力量， 将以暴烈之势， 握住并抓碎你 --- 人类。 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 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 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朋友！” ” 马克思在高校所学的圣经中说，魔鬼被一位天使投入无底地狱之中（圣经?启示录20：3）。这无底地狱是预备给魔鬼和堕落天使的，马克思却想将全人类投入这地狱之中。 在这个剧本里，谁在代表马克思说话呢？从这个年轻人之言，我们有理由这样构想：他梦想人类会堕入无底地狱，而他自己，则会大笑着尾随那些被无神论诱骗的人们。除了撒旦教会的晋阶祭仪之外，世上没有任何地方会有这种理念。 在《Oulanem》剧本里，Oulanem 死时，马克思写道： 毁灭，毁灭我的时候已到“。。 时钟停止了，那微小的建筑倒塌了。 很快我将紧抱永恒， 并伴随着一声狂野的嘶吼，说出对全人类的诅咒。” 9 马克思喜欢复述哥德的《浮士德》中恶魔 Mephistopheles 的话：“一切存在都应该被毁灭。” 一切——包括工人和那些为共产主义而战的人。马克思喜欢引用这话，而斯大林则忠实执行之，甚至连他自己的家庭都毁掉了。 撒旦教的成员并非唯物主义者，他们相信死后的生命。Oulanem，这个通过马克思来发言的“他”，并不否认死后的生命，而是认为死后的生命充满了最高的仇恨。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众魔而言，“永恒”意同“苦刑”。正是因此，众魔指责耶稣：“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到，你就来让我们受苦吗？”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 8：29） 马克思也有类似的不安。他写道： 哈，永恒，我们永远的痛苦，“ 无法描述无法衡量的灭亡！、 它是如此可憎，被造作出来，以蔑视我们—— 而我们本身，作为盲目的时钟机器，生来就是时间和空间的愚蠢日历， 我们只是为了毁灭而昙花一现，除此之外，绝无其它目标。” 10 我们开始明白青年马克思身上发生什么了。他曾经有基督教的理想，但并没有付诸实践。他与其父的通信证明，他花费了大量金钱用于娱乐，并因此导致他与父母之间无尽的矛盾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已陷入一个秘密撒旦教组织的罗网，并经历了献祭仪式。撒旦能在其教徒纵欲狂欢的迷幻中显现，并能通过他们的嘴说话。当马克思宣称：“我要向上帝复仇”时，他显然就是撒旦的代言人。 让我们看看《Oulanem》剧本的结尾吧： 哈！在火轮上受刑之时，我必须愉快地在这“永恒之环上跳舞； 如果存在一种吞没一切的东西， 我将跳进去，以毁灭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在我和无底地狱之间，显得过于庞大， 我要用我持久的诅咒，将它击成粉末。 我要在它粗糙的现实周围投掷武器， 拥抱着我，这世界将哑然死去， 然后堕入绝对的虚无， 毁灭不复存在、——那才是真正的活着。” 据我所知，在著名作家中，只有马克思称自己的作品为“屎”、“污秽之书”。他自觉、蓄意地将 11 秽物给予他的读者。怪不得他的某些信徒，比如罗马尼亚和莫桑比克共产党，强迫囚犯们吃自己的屎尿。 在《Oulanem》里，马克思做了魔鬼所做的事：他诅咒全人类下地狱。 《Oulanem》这种剧本，可能是世上唯一的：在它里面，所有角色都确知他们的罪孽并纵情狂欢，如同过节日一般。那里没有黑与白，在这剧本里，一切都是黑暗的，而且所有人都表现出恶魔Mephistopheles 的性格。里面的所有祈祷都是邪恶的，注定要被毁灭。 马克思写作《Oulanem》时，年仅18岁。此时，他为自己一生定下的计划已非常清晰。他没有幻想要为人类、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服务。他想毁灭这个世界，以世界的震荡、剧痛、动乱为基础，建起他的王座。 在此时期，卡尔?马克思与其父的通信中，出现了一些灵异字句。马克思写道：“一层外壳脱落了，我的众圣之圣已被迫离开，新的灵必须来进驻。” 这些话写于1837年11月10日，此前，这位年轻人已被承认为基督徒。他曾公开宣称基督住在他的心中，谁知没过多久就变成这样。是什么新的灵取代了基督的位置呢？ 12 马克思的父亲回复道：“对于这非常灵异之事有一种解释，但我强忍着不去作这种解释，尽管它貌似颇为可疑。” 这件灵异之事是什么？没有传记作者解释过这些奇异的话。 1837年3月2日，马克思的父亲写信给马克思道：“有进步的人啊，我曾期盼有朝一日你会大名鼎鼎、获得世俗的成功，但这并非我心中唯一的期望。这些曾是我长期的幻想，但现在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它们的实现并不能使我快乐。只有你的心保持纯洁、有人性地跳动，不让魔鬼转化你的心，只有这样，我才能快乐。” 对于这位早已被承认为基督徒的年轻人，他父亲为何突然表现出担忧，怕他受到魔的影响呢？他父亲收到的诗，就是马克思给父亲 55 岁生日的贺礼吗？ 以下摘自马克思的诗《关于黑格尔》： “我的所有教言皆已混杂，变成魔鬼般的混浊。 因此，任何人随便怎么想都可以。” 以下是摘自《关于黑格尔》的另一些诗句： 因为我发现了最高的真理，“ 又因为我通过冥想发现了最深的奥秘， 现在我如同神灵， 13 我以黑暗为衣裳，就像他那样“”。” 在马克思的诗《苍白少女》中，他又写道： 因此，我已失去天堂，“ 我确知此事。 我这曾经信仰上帝的灵魂， 现已注定要下地狱。” 马克思早年对艺术有傲然的抱负，他的诗词、剧本，对于探索其内心世界相当重要；不过，由于他缺乏诗人天赋，这些作品始终没被采纳。 马克思是所有神明的死对头——一个以自己灵魂为代价，从黑暗之王那里买了一把剑的人。 马克思的女儿 Eleonora 写了一本书，名叫《摩尔人与将军——马克思与恩格斯回忆录》。她说，在她小时候，卡尔给她和她的姐妹们讲了许多故事。她特别喜欢的故事与一个叫 Hans Rekle 的人有关。这个故事被连续讲了几个月，似乎永不完结。Hans Rekle 是一名巫师，他有一间玩偶商店，并有巨额负债。他是巫师，但他经常缺钱，因此，无论他是否情愿，他必须将那些可爱的玩偶一个接一个地卖给魔鬼。 Eleonora 写道，这些冒险中的一些事颇为恐怖，简直令她汗毛倒竖。 14 Robert Payne 在其《马克思》一书中，通过引用 Eleonora 的话道出了详情：可怜的 Rekle 巫师极不情愿卖掉他的玩偶，他总是把玩偶保留到最后一刻；然而，由于他与魔鬼有一个协定，他无法逃避。 这位传记作家评论道：“受惊之后，我们可以猜想，那些永不完结的故事，就是马克思的自传。有时他似乎意识到他在行使魔鬼的职责。” 马克思完成《Oulanem》和其它早期诗作时（在诗中马克思自己承认与魔鬼签了契约），他不仅没有社会主义理念，甚至还激烈反对之。 但在此之后，马克思遇见了 Moses Hess，此人在马克思一生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正是他把马克思导向了社会主义理念。 在给 B. Auerbasch 的一封信（1841）中，Hess 称马克思是“最伟大的，更可能是唯一的，当代哲学家...... 马克思博士非常年轻（最多24岁），他将给予宗教和哲学终极打击。” 可见，其首要目标是打击宗教，而不是实现社会主义。 实际上，马克思憎恨所有神明，而且不堪听闻上帝。社会主义只是引诱无产阶级和知识份子去实现撒旦理想的圈套而已。 最后，马克思干脆否认造物主的存在。 如果造物主不存在，那就没人给我们戒律，我 15 们也无须为任何人负责了。马克思的宣言“共产主义者绝不宣扬道德”确认了这一点。 在马克思的年代，男人通常会留胡子，但式样与马克思不同，而且不会留长发。马克思的外形风格是 Joanna Southcott 的信徒的特征。Joanna Southcott 是一个撒旦教组织的女祭师，她自称能与恶魔 Shiloh 通灵。 马克思较少公开谈论形而上之事，但我们可以从他交往的人那里，收集关于他观点的信息。他在“第一国际”的一名同事，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Mikhail Bakunin，曾写道： “那邪恶之尊，就是撒旦对神的反叛，在此反叛中，人类的解放遍地开花，这就是革命。社会主义者标识自己身份的用语是：“以那位被错误对待的尊者的名义”。撒旦，永恒的反叛者，是第一个自由思想家和救世主，它使人因其卑劣的无知和顺从而羞耻；撒旦解放了人，在人的额头上盖上解放和人性的印记，使人反叛并吃了知识之果。” Bakunin 不仅赞颂路斯弗，他还有具体的革命计划，不过，这计划并不会解救被剥削的穷人。他写道：“在这革命中，我们必须唤醒人们心中的魔鬼，以激起他们最卑鄙的激情。我们的使命是摧毁，而不是教诲。毁灭的欲望就是创造性的欲望。” 马克思和 Bakunin 一起建立了“第一国际” 16 以支持这一计划。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宣言》中说，无产阶级认为法律、道德、宗教信仰都是“资产阶级的偏见，这些偏见潜伏于背后，就像众多资产阶级趣味一样。” Bakunin 又揭示，Proudhon，另一名主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同时也是马克思的朋友，同样崇拜撒旦。Hess 把马克思介绍给了 Proudhon。Proudhon 的发型和胡子样式与马克思相似——这是19世纪的 Joanna Southcott 撒旦教会成员的典型特征。Proudhon 同样写了一些亵渎神明和召唤撒旦的作品。 德国著名诗人 Heinrich Heine 是马克思的又一位亲密朋友。此人也是一名撒旦崇拜者。他写道： 我呼唤魔鬼，于是它就来了，“ 带着惊奇，我细察它的面孔； 它不丑，也不残缺， 它是个可爱迷人的男子、。” “马克思对 Heinrich Heine 大为崇拜......他们的关系温暖而真诚。” 马克思为何崇拜 Heine？也许因为他的如下撒旦教思想吧： “我有一个愿望......我门前有一些美丽的树，若亲爱的神想让我全然快乐，他应赐给我这样 17 的欣喜：让我看到我的六七个敌人被吊死在这些树上。怀着慈悯之心，在他们死后，我将宽恕他们对我做过的错事。是的，我们必须宽恕我们的敌人，但并非在他们被吊死之前。 我并不是报复狂。我可以爱我的敌人，但只有在他们遭受报复之后，我才能爱他们。那时我才能对他们敞开心扉。因为，未报仇之前，苦涩会留在人的心中。” 一个正直的人，会和有这种想法的人成为密友吗？ 但马克思周围都是这样的人。Lunatcharski，一位曾任苏联教育部长的哲学家，在《社会主义与信仰》中写道：马克思抛弃了与神有关的一切，并把撒旦放到了行进中的无产阶级队伍之前。 这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需要说明，那就是，马克思及其朋友，作为反对神明者，并非现代马克思主义者自称的无神论者。虽然马克思他们公开否认神明，但对于他们所憎恨的神的存在，他们从未怀疑过。 在《人之傲》（Human Pride）一诗中，马克思承认，他的目标并不是改善、改组、或革新世界，而是要毁灭世界，并以此为乐： 带着轻蔑，我在世界的脸上，“ 到处投掷我的臂铠， 18 并看着这侏儒般的庞然大物崩溃， 但它的倒塌仍不能熄灭我的激情。 那时，我要如神一般凯旋而行， 穿梭于这世界的废墟中。 当我的话语获得强大力量时， 我将感觉与造物主平起平坐。” 只有这些诗表现了马克思的撒旦教思想吗？我们不知道，因为马克思的手稿守护者们，对马克思的大量作品仍然保密。 所有活跃的撒旦教徒都有混乱的个人生活，马克思也不例外。 Arnold Kunzli 在《卡尔?马克思心志》一书中写道：马克思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女婿自杀了，另外三个孩子死于营养不良。马克思的女儿 Laura 嫁给了一名社会主义者 Lafargue，她埋葬了自己的三个亲生骨肉，然后与丈夫一起自杀。另一个女儿 Eleanor 决定和她丈夫做同样的事，她死了，而她丈夫却在最后一刻退缩了。 马克思从不觉得自己有义务养家，虽然以他对多种语言的掌握，他很容易做到这一点。相反，他靠向恩格斯乞讨而活。马克思和他的女佣 Helen Demuth 有一个私生子。马克思还酗酒严重。 19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宣言》中，斥责资本家“占有在他们支配下的无产者们的妻女”。这种伪善也属于马克思的品格之一。 人们看到马克思全家郊游，都会有个女仆Helen，鸵鸟般负重，杯盘，食物，野餐用具，一应俱全伺候。法国左倾作家罗兰曾在《约翰?克里斯朵夫》中篇小说里描写欧洲小贵族家庭女仆的惨境：白天过度劳累，夜间还要严防男主人骚扰，终于难逃魔掌，怀孕又怕女主人知晓，穿肥大衣服坚持操劳，终于早产，把婴儿生在地板上，血流如注。左倾作家想不到笔下的流氓主人竟远不如“革命”导师马克思卑鄙。无论东西方雇佣工人，没有白干活不给工钱的，而这位独创“剩余价值论”号召反剥削的理论大师却终其一生，没付给女仆一文工资，言行不一，理论与实际相反，一至于此。 马克思不仅无偿剥削女仆，还要强迫其充当性奴，产下私生子。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声誉，要恩格斯替罪，私生子用恩格斯的名字命名，由恩格斯寄养在工人之家。共产党表里不一，欺世盗名，自教父始。 马克思还有更严重的污点。1960年1月9日，德国报纸《Reichsruf》报道了这一事实：奥地利总理 Raabe，曾将一封卡尔?马克思的亲笔书信送给苏俄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不喜欢 20 这封信，因为它证实，马克思曾是奥地利警方的一名领赏告密者，他在革命者队伍里当间谍。 这封信是在秘密档案馆中被偶然发现的。它指证，马克思作为告密者，在他流亡伦敦期间告发他的同志们。每提供一条消息，马克思获得25元的奖赏。他的告密涉及流亡于伦敦、巴黎、瑞士的革命者。 其中一个被告密的人叫 Ruge，他自认为是马克思的亲密朋友。两人之间充满热忱的通信至今尚存。 Rolv Heuer 在《天才和富翁》一书中描述了马克思的挥霍生活： “他在柏林当学生时，马克思，这个依靠爹爹的孩子，每年得到700银元的零花钱。” 这是个巨大的数目，因为在那时，只有百分之五的人年收入超过300银元。而据马克思学院的资料，马克思一生中，从恩格斯那里获得了大约六百万法郎。 虽然如此，马克思仍垂涎家族的遗产。当他的一位伯父在极度痛苦中时，马克思写道：“如果那条狗死了，就对我无碍了。”恩格斯回复道：“祝贺你，你继承遗产的障碍得病了，我希望他现在就大难临头。” “那条狗”死后，马克思于1855年3月8日 21 写道： “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昨天我们被告知，我妻子那九十岁的伯父死了。我妻子将接收大约一百 Lst；若不是那条老狗把财产的大头给了他屋子的女主人，我妻子还能得到更多。” 对于比伯父更亲的人，马克思亦毫无慈心。甚至在谈及其母时，也是如此。马克思于1863年12 月写信给恩格斯道： “两小时前我收到一封电报，说我母亲死了。……在很多情况下，我需要的不是一个老妇人，而是其它。我必须动身去 Trier 接收遗产。” 对于他母亲的死，马克思要说的就只有这些。另外，有充分证据表明，马克思与其妻关系恶劣。她两次离开了他，但后来又回去了。她死后，马克思连她的葬礼都不参加。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高级知识份子，然而，在他们的通信中，却充满了猥亵下流之语，这与他们的社会地位极不相称。除了大量淫秽之辞，我们找不到这两个人交流他们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梦想的只言片语。 马克思不仅恨犹太人，也恨德国人。他声言：“只有棍棒才能唤起德国人。” 他大谈“愚蠢的德国民众......恶心的德国全国性狭隘意识” 并说“德国人、中国人、犹太人都像小贩”。他称俄国 22 人为 “饭桶”，称斯拉夫人为“垃圾人种”。对于众多国家，他所表达的只有恨，没有爱。 马克思在其1848年的新年作品集中，写到“斯拉夫贱民”，其中也包含了俄国人、捷克人、克罗地亚人。他认为，这些“反动”种族，应该立即在世界革命风暴中毁灭。 马克思，这个假装为无产阶级而战的人，将此阶级的人称为“蠢蛋、恶棍、屁股。” 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主要特点是鼓吹暴力、斗争。 马克思极为好斗。他颇为喜爱，且经常重复的一句话是：“世上再没有比噬咬敌人更大的快乐了。” 怪不得其追随者斯大林说：最大的欢乐就是和一个人发展友谊，直到他信任地把头靠在你胸口，你就可以一刀插在他背上——这是无与伦比的快乐。 马克思早就表达过同样的理念。他曾写信给恩格斯，谈到那些意见与他不一致的同志们： “我们必须让这些混蛋相信我们与他们继续友好,直到我们有能力不择手段地把他们清除出我们的道路”翻墙看禁书禁闻禁文禁网禁片禁歌禁曲 斯大林身边的许多人说他像魔鬼一样，这是颇 23 耐人寻味的。 南斯拉夫的共产党领袖 Milovan Djilas 跟斯大林很熟。他曾写道： “斯大林魔鬼般的权力和能量是这样形成的，他把共产主义运动及其中的每一个人带入一种混乱和麻木的状态，以此建立和维持他的恐怖统治，难道不是吗？” 斯大林的女儿 Svetlana Alliluyeva 从未深入研究撒旦教，但她居然也写道： “Beria（苏联的内务部长）和我们的家庭成员之间似乎有一种地狱魔鬼般的联系...... Beria 是个令人恐惧的、 邪恶的魔鬼...... 一个可怕的魔鬼已占有我父亲的灵魂。” Svetlana 又提到，斯大林认为善良、宽恕、仁爱比最大的罪行还要坏。 这就是统治了近半数人类，并号令人们在全世界进行恐怖活动的撒旦教祭司的写照。 还有一些重要证据能证实共产党领导人的撒旦教信念。苏联红军将领之一，后来被斯大林枪决的 Tuhatchevsky 元帅，他的女儿 Troitskaia 写道，她父亲在寝室的东方一角放着撒旦的画像。东正教徒通常是在此位置摆放（耶稣、圣母等的）圣像的。 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宗教事务议会”是一 24 个致力于刺探和迫害宗教信仰人士的机构。某共产党员就任此机构头目时，给自己取名为“Hruza”，其斯洛伐克语之意为“恐怖”，这是对“魔鬼”的一个称呼。 阿根廷一个恐怖组织的领袖给自己起了个绰号“撒旦奴夫司基”。 Anatole France 是一个著名的法国共产主义作家，他曾把法国一些最大的知识份子导向共产主义。最近在巴黎举行了一个魔鬼艺术展，其中一件展品，就是这位共产主义作家用于主持撒旦教祭仪的特制椅子。这张椅子的扶手和凳脚长角，并披着羊皮。 英国的撒旦教中心是高门墓地，卡尔?马克思就葬在那里。马克思的墓上曾举行黑魔法的灵异祭仪。红色中国的领导人华国锋曾到那里致敬。 Ulrike Meinhof，Gudrun Enslin，以及其他一些德国红色恐怖主义者，也都加入了撒旦教。 恩格斯在《Anti-Duhring》中写道：“对人的博爱是荒谬的。” 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又说：“我们需要的是恨而不是爱 -- 至少现在是这样。” 切?格瓦拉（Che Guevara，阿根廷共产主义革命领袖）很好地领会了马克思主义。在其作品中，他附和了恩格斯的思想： 25 “仇恨是斗争的要素——毫无怜悯的恨，能让一个革命者超越人类自然极限，让他变成一台高效、毁灭性、冷酷、老谋深算、冰冷的杀戮机器——要以这样的仇恨来对待敌人。” 这正是魔鬼要对人类做的事。它大获成功了，和它一起的是众多声名狼藉的人类领袖。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见证了太多不能承受之重：希特勒、艾希曼（Eichmann，纳粹头子）、门格勒（Mengele，纳粹头子）、斯大林、毛泽东、安德罗波夫（Andropov，苏共总书记）、波尔布特（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总书记）...... 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宣言》中写道：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 历史上有过许多革命，每个革命都有一个目标。例如，美国革命为国家独立而战，法国革命是为了民主。只有马克思明确表示，他的目标是“永远的革命”，为革命而实施恐怖主义和杀戮，除了癫狂突发的暴力之外，革命再无其它目标。这就是撒旦主义与普通人类罪行之间的区别。 对于在沙俄犯了杀人罪被处决的恐怖分子，马克思称他们为“不朽的烈士”或“惊人能干的伙伴”。 26 恩格斯也写到“我们进行的美味的复仇”。他经常使用这种措辞：“（俄国）国内的进展多么壮丽啊！谋杀变成了家常便饭。”“让伦理道德问题靠边站吧...... 革命者为达目的，无论采取何种手段都是对的，包括暴力和表面的顺从。” 从一些简短的引言，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共产主义者的基本态度。 马克思：“我们发起战争，针对宗教、国家、家乡、爱国心的所有主流观念。” 列宁：“我们必须使用所有诡计、阴谋、欺瞒、狡诈、非法手段、隐蔽手段，并掩盖真相。” Solzhenitsyn 在其巨著《古拉格群岛》中揭示，苏联内务部长Yagoda的嗜好，就是脱光衣服，赤身裸体地射击耶稣和众圣的画像。他的两个同志也参与了这种行动。这是共产党高层举行的又一个撒旦教仪式。 共产党视人命如草芥。列宁在内战期间写道： “不枪决那些不服从手令和动员的人是可耻的。多点报告结果！” 西班牙内战期间，共产党杀了四千个天主教牧师。 西方出版社于1983年3月10日报导，在津巴布韦，共产独裁者Mugabe的军队杀害了三千名Ndebele部落的人。此军队是北韩指导员训练出来 27 的。军队命令该部落的人射杀自己成年的儿子，若有不从，就将他们连同儿子一齐射杀。 杀死政敌、发动战争、煽动革命，甚至大屠杀，俄国共产党员们，在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敌人”之后，又用暴力对付他们的友伴，包括他们最显赫的同志、革命的首领们，都不能幸免。这就是撒旦教的印记：它的革命不是为达到某一目标，而是为革命而革命，为杀而杀。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永远的革命”。 成为罪犯或黑手党员是一项严重的人类罪行，而撒旦教的罪恶则远超于此，甚至突破了黑手党的底线。 Tomasso Buscetta 是西西里黑手党的代表。他做了警方的线人，透露了黑手党的罪行。他说：“（黑手党认为）犯罪是必须而无可避免的，但它总要有理由。我们排斥无理的犯罪、为犯罪而犯罪、或只因个人冲动而犯罪。例如，我们排斥“株连”，不会谋杀目标身边的人，比如其妻子、儿女、亲戚等。” 撒旦教的罪行则属于另一体系。对于共产党来说，囚禁和折磨犯人的亲属，挑动人们父子互斗、骨肉相残，是理所当然之事。 可见，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普通的不道德的人类理念。它以恶魔的方式进行犯罪，其教义正是魔教。 （转载自阿波罗网，引用原文略，有删节。） 2002年6月，贵州省平塘县掌布风景区发现五百年前崩裂的巨石断面惊现“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经三批地质专家鉴定“藏字石”为2.7亿年前天然形成，“藏字石”的图片还被印在风景区的门票上（上图），在网络上也可以搜索到“藏字石”的图片。天然形成的字，按照顺序排列，如此奇妙的巧合，在概率上几乎为零。这只有一种解释，就是天意！ * 入党与发毒誓 除了共产党，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政党要求人在加入时发誓要把生命献给它。因为共产党自称魔鬼幽灵，那么对共产党宣誓效忠、献身、牺牲，就是向魔鬼幽灵宣誓效忠、献身、牺牲。把生命献给共 28 29 产党，就是把生命交给魔鬼幽灵的过程，是一个人放弃人性、放弃自由的过程，这个生命就从此成为共产党（魔鬼）的奴隶和工具。这样的宣誓内容是一个卖身的契约，是一个毒誓。 随着毒誓的发出，在人的右手和额头上就会被印上了一个魔鬼的印记（兽印）。《圣经启示录》中称，能否抹去“兽印”，将是人人都必须面临的生死之间的选择。当你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时，你的“兽印”就会抹去，就不会在“天灭中共”时随它一块遭殃。 在中国大陆，大多数国民也是党民，很多人都主动或被动的宣誓入过队、团、党，由于共产党的统治是谎言政治，人们无从看到真相，所以很多人并不了解共产党的本质，并不知道这种党旗下的宣誓意味着什么，也有很多人认为入党宣誓流于形式，是无所谓的事。但是，宣誓的性质并不会因为人认为“无所谓”就变的“无所谓”了。 《九评》掀起“三退”大潮 自二零零四年底一本揭露中共世纪谎言的奇书——《九评共产党》从海外悄然流传到大陆，在民间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精神觉醒运动。到2010年11月16日已有超过8407万中国民众突破中共 30 恶党的封锁，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其中包括中共党、政、军高层内的党员。 大纪元郑重声明 广大的中国民众：共产党的末日就要到了。但是这个邪恶的党（魔教）在历史上却对众生、对神佛犯下了滔天大罪，神一定要清算这个恶魔。 如果有一天，神指使人类的谁对共产党清算时，也一定不会放过那些所谓坚定的邪恶党徒。我们郑重声明：所有参加过共产党与共产党其它组织的（被邪恶打上兽的印记的）人，赶快退出，抹去邪恶的印记。一旦谁对这个魔教清算时，大纪元储存的记录可以为声明退出共产党和共产党其它组织的人作证。 天网恢恢，善恶分明；苦海有边，生死一念。曾被历史上最邪恶的魔教所欺骗的人，曾被邪恶打上兽的印记的人，请抓住这稍纵即逝的良机。 2005年1月12日 退党退团退队方法 可使用化名（小名） 方法一：通过突破网络封锁软件或加密代理登陆大 纪元网站，http://tuidang.dajiyuan.com 方法二：海外电子邮件：tuidang@epochtimes.com 方法三：电话传真： 电话: 001-702-873-1734 001-416-361-9895 001-514-342-1023 001-604-276-2569 传真: 001-301-916-2364 001-702-248-0599 001-201-625-6301 001-510-372-0176 方法四：公开张贴：暂无上网渠道者可先将退党声明张贴到适当公共场所，先起到公开表明心意的作用，以后找机会上网。 方法五：利用出国的机会，将“三退”名单在国外通过上述方式发出或者交给退党服务中心义工。 提示：1、由于中共对网络信息过滤，发邮件请用在国外网站上申请的邮箱，退党词语用符号隔开。 2、可用电话卡在插卡电话上拨打上述国际电话，如果听到提示 “空号”，请别受干扰稍等即通。 突破网络封锁【 看看外面的世界】 用海外信箱给ip@dongtaiwang.com发一个电子邮件，10分钟内会收到回信，拿到几个IP。上到动态网首页后点明慧网的链接。在动态网主页上请下载自由门、无界等各种“翻墙” 31 32 一声问候 别来无恙 一颗真心 为你送上 一片希望 别再迷茫 一份祝福 退党安康 一份正义 维护善良 一份永恒 绽放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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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而久之，人们一方面对事实无从了解，另一方面却以中共的善恶标准去分析对错，用中共的思维方式去解释其行为，用中共的话语系统去批判中共，用中共规定的行为方式去表达意见，由此形成了无孔不入的党文化，让人深陷其中而不自觉。其结果就是让中共在党文化环境中苟延残喘，继续为恶。同时在党文化作用下，人的心灵和思想以及行为产生了深刻变异，在社会、家庭、教育、工作、人际关系等诸多方面偏离正常人类状态，直接危害到人生活的各个层面。 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其传承性。鉴于一个恶性的文化不可能承载健康的社会和良性的制度，更不可能承载一个优秀的民族，解体党文化，避免党文化遗毒继续为祸中国人，就变得尤为迫切。 党文化具有庞杂的生态系统的某些特征，其表现为一定的“容错”性、“自适应” 性甚至“自我繁殖”性。一个或许多物种的灭亡常常不会导致一个生态系统的崩溃，在党文化中一些看似简单的观念、语言和行为方式背后都有各种谎言、逻辑陷阱、似是而非的价值标准等因素的支撑。这些因素交织起来，互相配合形成了党文化体系。一旦某一部份被揭穿，其它的部份就会自动补充，继续支撑着党文化系统的存活。因此彻底破除党文化，需要系统的论述、剖析和反思。 大纪元编辑部从党文化的形成历史、成因、表现、危害，以及中华正统文化的角度出发，从今日起推出特别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以期被中共蹂躏85年的中华民族，通过道德与文化的重建，平顺过渡到一个自由而昌盛的新纪元。 《解体党文化》系列文章包括： 上篇：党文化是怎么建立的 第一章：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 第二章：系统的思想改造 第三章：灌输手段 第四章：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表现 下篇：党文化的具体表现 第一章：宣传中常见的党文化 第二章：习惯了的党话 第三章：生活中的党文化 第四章：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 大纪元编辑部 2006年9月9日 【解体党文化】绪论 -------------------------------------------------------------------------------- 【大纪元9月10日讯】在地球的东方，生活着我们中国人，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风俗各异，方言口音千差万别，是什么纽带把我们维系在一起，使中国人成为中国人呢？显然不仅仅是地域，更重要的是文化和传统。数千年里，中国人同敬天地，祭奠共同的祖先，使用同样的文字，学习一样的典籍……在西方人的眼里，那里曾经是礼仪之邦。 然而，还是在那块土地上，今天的中国人却和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同。从小学到大学，我们使用简化字编成的教科书，我们的必修课是两个德国人在一百多年前创立的如何摧毁世界的理论和一个俄国人应用这个理论的暴力实践，我们曾经被告知一切和历史传统有关的物品都叫做“四旧”而应该被烧毁或者砸烂。我们今天的语言、风俗、习惯、思维方式早已和自己的历史格格不入，和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和世界格格不入，我们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要去往何方，我们成了一个失去了自我的民族。尽管我们的血脉仍在延续，但是华夏文明的薪火承传却已被截断。从文化上看，中国人已经是亡国奴，这并非危言耸听。 纵观欧洲、亚洲各国，在其现代化进程中从来没有如此彻底地丧失民族性。如果去除了高科技工业化因素，在日本人身上仍可以看到传统日本人的影子。就是按中国人观点没有历史的美国人，和两百年前独立战争时也还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人的变化不是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自然过程，而是强制性的人为的过程和结果。这个变化开始于1949年，一直持续至今。老一代被强制性的放弃传统，新一代则完全浸泡在这种无所不在的环境中成长，以为中国人、中国文化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创造出来的文化怪胎——党文化。 文化一词本身，很难进行精确定义。现代的“文化”词义，大约在十九世纪之后才逐渐定型。1952年，美国的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一书中给文化下了一个综合定义：“文化由外显的和内隐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他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的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他们所带来的价值；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做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这个定义，被大部分后来的学者所接受。 在这个定义中，文化包括了两个部分，一是内在的价值观，二是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和思维模式。所谓党文化，指的正是由共产党价值观为基础所支撑而成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及行为模式。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党文化可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种为共产党强行建构和灌输的文化；第二种为民众为了在中共暴力和谎言下生活和自保而产生的变异文化；第三种为古已有之的糟粕，而被中共重新进行理论包装，并推广普及和充分实践的文化。 在其他文化系统中，终极价值观都来源于一个超越世俗的最高权力存在。在古代社会中，担任这个角色的是神，在现代社会，则由神和法律共同担任。和所有传统文化不同，共产党的价值观，是一种不断变动和调整的动态系统，其核心简单地说就是权力和利益。在党文化下，我们祖先留下的半神文化，似乎离我们已经无限遥远，人们不相信那些美好的事物曾经存在过；祖祖辈辈教给我们对天地神明的敬畏，今天已经被战天斗地所取代；殊胜的修炼文化，今天被扣上了封建迷信的帽子；历朝历代的先人贤哲，被轻易地用阶级立场一脚踩翻在地；几千年来重德行善、仁义礼智信的美好价值，被当成了封建糟粕，成为讥笑嘲讽的对象。取而代之的是一套中共的反天、反地、反人性的邪恶党文化系统。在这里，道德原则的最高标准是党的权力和利益。中国人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无时无刻不被这个党文化左右着，人们深受其害而却难以察觉，更难以摆脱与归正。 本系列文章将分析中共是如何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如何系统的进行思想改造，采用何种灌输手段，以及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种种表现。宣传中常见的党文化、党文化的话语系统、生活中的党文化以及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这些遍及思想、语言以及行为上的具体表现也将在本文中详加论述。 落叶归根，中国人对自己根的寻求和渴望从未停止过。近几年海外流传着一句话，“要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让无数海外游子燃烧起对自己民族的强烈的归属感。对党文化进行清醒的反思和抛弃，驱除马列毒瘤，解体党文化，回归中华民族正统文化，恢复民族的神韵，此其时也。 2006年9月24日更新 【解体党文化】之一：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 -------------------------------------------------------------------------------- 【大纪元9月12日讯】目录： 1. 宣传无神论 2. 宣传唯物论 3. 否定传统文化 4. 宣传马恩列毛的伟大 世界上所有的古文明文化，都是由神话开始的。印度幻化万物的湿婆之舞，雅典宙斯山上诸神的惊心动魄，耶和华维此一念创立世界，埃及太阳神及其万灵护法，以及中国盘古和女娲的伟大神迹，都是这些古老文明的起始来源。数千年以来，人类活动也都在神或者诸天的监护和启示下展开。 中国人称自己的家园为神州，是神的国度。中国人叫皇帝为“天子”，即天之子，天坛是皇帝祭祀天地之神的地方，面积比紫禁城还要大四倍。“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这是《黄帝阴符经》开篇第一句话，或者说是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的第一句话——体察天道，顺天而行，所有道理尽在其中。中国人不但崇拜“天”，而且崇拜的还要是“天”中那个最老的，是谓“老天爷”，这是中国人对宇宙的敬仰。在中国人的记忆里，从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到神农尝百草，神扶持着人类走过了鸿蒙开辟时的艰苦岁月。中华远古半神文化留下的针灸、易经、八卦等文明，虽经几千年，今天的人类仍然只能惊叹而无法完全理解。从轩辕黄帝向神仙广成子问道，孔子向老子问道，再到佛法东传，儒释道为中国人奠定了重德行善的文化内涵，留下了正统的神传文化。显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间规则之外还有通往“天”的部分，人们心里有对冥冥中超越世俗的世界的向往，中国人所说的谦卑的真正内涵是对神的敬畏。就连国家发生任何天灾人祸，都和“天子”自身的问题有关，皇帝需要自我反省，进行大赦或者是斋戒沐浴礼敬神天。 神农尝百草(大纪元插图) 但是，自上个世纪共产主义祸乱人间，中共夺取政权后，为了维持共产统治，中共展开了全面摧毁中国神传文化的暴烈运动，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建立起非自然的党文化体系。其替代的系统性体现在，中共用“无神论”斩断中国人几千年来对神的信仰，又把共产党的那一套“唯物论”当作认识世界和历史的基本方法强行灌输给人们，为暴力和斗争找到理论指导，同时按照共产党的价值观来判断精华和糟粕，先进和劣质，全面否定中国正统的传统文化，使民族失去文化的根，然后在“无神、唯物、没有文化根”的中国人民面前，宣传马恩列斯毛的伟大，大搞共产党的“人造神”。至此，伴随着在实践中用这套变异文化去改造亿万中国人民的思想的同时，反天、反地、反人性的党文化理论体系就确立起来了。 1. 宣传无神论 数千年的人类历史形成了种类繁多的文化体系，和社会制度体系同时并存。在所有的体系当中，人类的终极价值观都以神灵或者天意的形式，超越世俗的行政权力而存在。国王和皇帝之上，必须有神或者天的认证、监护和指引，是为“君权神授”。在这样的体系中，神灵和天意作为俗世中价值观的终极认定和裁判者，对世俗最高权力拥有评判和裁判的功用，使得世俗最高权力无限膨胀的倾向受到限制。同样，在普通的世俗生活中，神灵和天也同样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发挥着规范人类行为，限制人类私欲膨胀的重要作用，也以超越世俗利益的形式存在。纵观历史，文化中含有“敬天”、“神权”的因素在世界各地都有体现，即使现代西方社会的民主制度中都随处可看到基督教文化中“神”的身影。 但是，共产党认为，传统的有神论对其执政合法性提出了挑战。大多数国家的教育体系中，对神的概念采取中立态度，即不承认也不否认神的存在。事实上，科学并没有否认神的存在，也没有证实无神论。作为共产党宣传无神论的所谓“科学”基础——进化论——迄今也不过是未经证实的一种假说，要不然，今天的进化论学家们为什么还一直在致力于寻找证据呢？把完全否定任何超自然存在的“无神论”这样一种学说上升到整个国家的思想体系高度，只有发生在共产党这种寻找执政合法性的国家。 (大纪元插图) 于是，在共产党这里，没有了全知全能的造物主，而只有大分子随机碰撞产生的生命，再经数十亿年进化为人，人又依据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经过阶级斗争而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进化”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套漏洞百出的说法尽管回答了为什么要共产党执政的问题，然而却与传统文化对社会、历史和政权的认识格格不入。 传统的正教都教化人修心向善，与天地自然和谐共处，而共产党却要与天、地、人斗争；信仰正教的人有着对天国世界永恒幸福的追求，不看重世间的荣耀和享受，甚至能够看破生死，而共产党却要靠镇压和杀戮来恐吓民众，用物欲来收买民众；正教给人树立的善恶标准更显出共产党的逆天而行。因此，共产党把信仰的存在视为其统治的最大威胁。 列宁的老师、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在他１９１８年4月病危期间口授、苏联崩溃之后于1999年11月发表的《政治遗嘱》中,就曾明确指出：“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他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 ” 在这里，超越世俗、权力和利益的原则和价值观消失了，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权力和利益，为了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八十年代初，中国曾经展开所谓“真理的讨论”，其争论要点之一就是，真理、人道主义，美好、善良等等，是否有阶级属性？在正统的共产党人眼中，只有符合共产党利益的，才是值得鼓吹和发挥的道德，否则都属于应被打倒之列。 宣传无神论的最大障碍就是各种宗教信仰。因此，中共在夺取政权后就以镇压“反革命会道门”的名义向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各大信仰体系举起了屠刀；并派出特务打入宗教内部成立协会，一方面肆意歪曲宗教经典来迷惑信徒，另一方面宣布效忠于中共的领导，将中共的地位置于宗教信仰的神之上。 人生有三大问题：我是谁，从哪里来，向哪里去。传统信仰对此相应的解释分别是：神创论，前世今生与天国地狱。无神论的替代品：“神创论”变成了“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了人”；“前世今生”变成了“新旧社会两重天”；“天国地狱”变成了画饼充饥的“共产主义”。 在传统信仰中，“三尺头上有神灵”，他们以超常的能力监护着人。中共在摧毁人们的信仰后不断吹嘘自己“伟大光荣正确”，“带领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宗教中有救世主，中共则称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自己才是“人民的大救星”。 正统信仰具有稳定的特性。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中国人则讲“天不变，道亦不变”。因此有正教信仰的人会根据其经典来判断对错，这种是非标准是稳定的。而共产党却需要根据其政治需要，不断改变或推翻它刚刚还在宣传的是非标准。共产党的价值观最核心的一点是权力和利益，如果不在共产党权力控制之下，或者不符合其哪怕是临时的利益，都会被冠以“反动”而加以铲除。 如斯大林铲除俄国共产革命领袖之一的托洛斯基，毛泽东铲除同样是共产党领袖的刘少奇，并不是价值观的问题，而是由于权力归属的问题。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共产主义小组”等理论组织被宣布为反动组织，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杨小凯就是因为参加这样的理论小组，而被判刑十年。近年发生在中国的事情，也同样遵循这样的轨迹运行。2001年中共江西省委把一本减轻农民负担的中共中央文件集，宣布为反动刊物，下令全部收缴销毁。其原因十分简单，因为这些文件不利于江西省地方政府欺压农民政策的执行。 从消灭资本家到允许资本家入党，从“一大二公”到“包产到户”；从消灭私有制到大力发展私营经济；从“大鸣大放”到“不争论”；从“关键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永不翻案”的邓小平等毛一死就翻了案；“毛主席身边的人”被毛的卫士长逮捕成了阶下囚；“割资本主义尾巴”变成了“发家致富”，每一次改变都是原来的政策已经走入死胡同，再继续下去就要威胁到中共自身的安全了。 (大纪元插图) 这恰如英国著名作家奥威尔所说：“极权主义国家的特点是，它虽然控制思想，它并不固定思想。它确立不容置疑的教条，但是又逐日修改。它需要教条，因为它需要它的臣民的绝对服从，但它不能避免变化，因为这是权力政治的需要。” 在共产党体系中，人性和神性的联系被彻底斩断，这些超越世俗权力的评判和裁判的功能被剥夺，原则和道德的认定和裁判成为世俗权力本身的一部分。共产主义者认为，非此不能建立真正牢固的共产党政权。但是，这样的价值观所支撑的人类行为，人性本质弱点所表现出来的所有恶劣部分，不可避免地逐渐被充分发挥和放大，最终演变成为独一无二的党文化体系。 2. 宣传唯物论 无神论作为党文化的基础，摧毁了人们对神的正信，而让中共能够为所欲为。但是，中共还要走得更远。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共产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党文化的另一块基石，被唯物论洗脑的中国民众看到的世界和历史同过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论不过是很有争议的一个哲学流派。出版商爱德华．伯恩斯坦曾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手稿交给爱因斯坦，请他发表意见，看这部手稿是否应该付印。爱因斯坦看过后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不以为然，认为“要是这部手稿出自一位并非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引人注意的作者，那么我就不会建议把它付印。”“因为不论从当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还是从物理学史方面来说，这部手稿的内容都没有特殊的趣味。”但是，共产党却把马列主义当作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成为教科书里的必修内容，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马克思辩证唯物论中的唯物论和传统的唯物论还不是一回事，他认为传统唯物论不过是一种唯心的哲学，马克思的唯物论认为，为了用来改造世界，哲学应该停止纸上谈兵式地认识世界，哲学必须参加阶级斗争。到此，这个唯物论已经不单单是一种哲学，它不但预测了所谓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的历史进程，还认为达到共产主义必须靠暴力革命。 共产主义理论在出现的时候是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要在人间建立“天堂”的理想吸引了无数热血沸腾的人加入其中，其结果是红祸流布十几个国家，十几亿人被奴役，上亿人口死于非命。仅用暴力维系的政权不会长久，共产党在“坏事做绝”的同时还要“好话说尽”，即需要用谎言为血腥的杀戮提供某种“合理性”的解释。这种谎言经过精密的共产主义理论包装，显得如此美妙和貌似完备，它不仅为杀戮辩护，还必须对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科学、教育、社会管理、医疗卫生，乃至住房、养老和家庭生活等方方面面都提出一套指导和控制的理论，对于历史也要提出它的一套解释。另一方面，中共要对社会各个行业、各个微细胞进行全面控制。 (大纪元插图)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正好为共产党的暴力革命和斗争哲学等等具体行为提供了理论指导。 党文化的“唯物主义”最初表现为“暴力崇拜主义”。因此我们看到—— 马克思：“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恩格斯：“机关枪、大炮是最有权威的东西。” 列宁：“暴力比100次辩论更有效。”“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 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林彪：“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有了政权，百万富翁，亿万富翁，一夜之间可以打倒。” 现如今，党文化的“唯物主义”进一步派生出“物质崇拜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最终引向“唯利主义”，它引导人走向真正的道德堕落。当代中国众多的人，包括许多“知识份子”在内，匍匐于中共的暴力镇压和金钱收买政策之下，成了彻底的“唯利主义”者。 (大纪元插图) 迷信暴力和金钱的中共不理解信仰的力量，它对镇压的信心也来自于它的“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否定道德的作用，认为没有超越于人类之上的普世道德。所谓道德都是从属于某一个阶级的，而在中国，道德的定义者和阐述者自然都是共产党。中共在历次政治斗争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做法彻底颠覆了普世道德。“道德多少钱一斤？”此乃党文化教育出来的“唯物主义者”典型的思维逻辑。 唯物主义造成了对生命的漠视。由于不承认人的精神要素，只承认肉体要素，恩格斯认为生命不过是蛋白质的存在形式。一个人死了，不过是一堆蛋白质改变了存在形式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共产党杀人的重要理论基础。 唯物主义直接否定了良知的作用。信神的人做了恶后都会良知难安，恐惧于神明鉴察、因果报应。而无神论者行恶却没有任何顾忌，正如毛泽东所说“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如果没有了神，能够惩罚人的只有人间的暴力，特别是当一个人或组织本身就是人间暴力的掌握者，那么还有什么恶事是不敢做的呢？ 而更重要的，是善恶道德等价值评判，从超越人类世俗存在的神和天意那里被剥夺，而完全成为世俗权力的一部分，再随着世俗权力的堕落和声名扫地，最后完成了以个人利益来判断善恶好坏的价值观转变。 党文化认为“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经济发展必将导致政治文明、民主完善、法制健全、道德升华、文化繁荣，这种彻底的党文化“唯物主义”思维方式，已经被我们亲眼所见的与几十年改革开放伴生的政治腐败、专制横行、道德沦丧、文化凋零、司法系统沦为专制帮凶等现象彻底证伪。 中共用经济发展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常常陷于一种两难的困境中。当你指责中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缺位，信仰、言论、结社等基本自由被国家暴力残酷而无耻地剥夺时，中共会以经济不发达、教育水平低、人民素质差为理由。 果真如此吗？ “我们再不应该以为，只要船坚炮利就能算是强大的国家。我们必须看出，民主本身就是一个力量。一切财富，一切国防的武器，只有和民主结合在一起，才能算是真正强大的力量。”“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 这两段切中时弊的文字，出自中共自己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只不过印刷时间分别是1944年3月5日和1939年2月25日，针对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战时特别状态所作的批判。 可见，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前，从来不认为民众的经济状况和教育程度是实现民主的障碍，而现在的经济状况和教育程度总要比抗日战争或国共内战期间好得多，怎么反而成为障碍了呢？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高喊“唯物”的中共，本身就并不“唯物”。讲究“物质决定意识”的中共，从来都把作为意识形态的宣传部门看得比农业部门要重要得多。在唯物主义的旗帜下，中共却一再犯着“唯意志论”的错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彭德怀因认为这些口号“浮夸”、“小资产阶级狂热”，以及不符合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被毛泽东将其打为“反党集团”，并在全国开始“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最后直接导致了三千多万人饿死的大饥荒，这实乃中共“唯心”的结果。 1960年林彪提出：“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四个第一”的提法将思想置于物质之上，毫无疑问属于“唯心主义”，毛却夸奖说“谁说中国人没有创造？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1964年2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中大力提倡“解放军大抓政治思想工作，坚持‘四个第一’的原则……这些都是解放军无往而不胜的原因。” 时至今日，中共还在吹嘘“三个代表”，声称这几十个字“形成了一个系统的科学……”是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中宣部部长称“必须下大力气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人心，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行动指南，成为我们各项工作的根本指针。”以至于在某农村墙壁上，都赫然出现大标语——“用‘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 无论是“唯物主义”和对民主的讲述，都被置于共产党的另一大理论系统中，这就是辩证法。辩证法的功能，是如何把“白”说成是“黑”。白马非马，灰白非白的游戏充斥在共产党的话语系统中，并且被大多数人潜移默化地接受。因此，跛足的市场经济被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共的独裁专制被称为“社会主义民主”，专政成了“人民民主专政”，侵犯人权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总之，在附加了前缀之后，便可以任意修改原词的定义。这类被“辩证”过的荒谬概念过去在中国大陆泛滥，今天仍然在继续发生。 (大纪元插图) 3. 否定传统文化 正如绪论中所描述的那样，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半神文化。神传文化反映在中华文化的诸多方面，也深深扎根在民间生活当中。在世俗的另一半中，中国人把社会伦理作为一种信仰，忠孝仁义，是确定道德高下品德高低的最重要标准。 在中国，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足以使单个的人无法在社会中继续存在。诗经《周颂》有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上天的命令，永远是非常地严肃。在中国古代，神灵常以具名和不具名的形式，隐藏在“天”的后面，中国人坚信，道德和世俗生活的最终裁判者，无疑是“神”。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中国民间遂逐渐坚信天堂地狱和轮回转世、善恶有报。这些观念和中国人对伦理的坚持形成一个共同的价值基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中国文化中更为重要的部分，由中国传统知识份子承担。这一部分，以历史作为鉴往知来和预知盛衰兴替的基础。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重视历史。从中华民族创造文字之初，记述历史就成了历代最重要的工作。造字的仓颉就是轩辕黄帝的史官。春秋乱世，齐国的伯、仲、叔、季四位太史中有三个被杀了头，只为了写下一句真话：“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竹简写字十分不易，司马迁硬是在受了宫刑后，藉着昏暗的油灯在竹简上写了五十多万字的《史记》。自汉代以降，“隔代修史”的传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有着连续而准确的信史的国家。 (大纪元插图) 历代修史之人都为当时之大儒，要求兼备“史学、史识、史才、史德”。记事之后常有“太史公曰”或者“臣光曰”之类的评论，这类评论体现了作者站在儒家观点上对一件事情的是非评断。因此，中国的史书不仅仅记录了真实的历史事件，也不仅仅是包括了当时的官制、天文、地理、水利、商业、兵法、音乐、科学等方面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其中更包含了修史者所抱持的儒家道统。 这种儒家的历史观承载了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也是中共一开始就要立即消灭的对象。而共产党消灭中国文化的一大武器，是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将历史的发展解释为“阶级斗争”的结果和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矛盾的结果，并“预言”无产阶级将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建立政权，而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自然就成了掌权者。按照这种阶级分析的方法，古代帝王和知识份子无论作过多少好事，因为代表了剥削阶级，所以都应该受到否定和批判；而暴动造反者，无论他们杀害了多少人，奸淫了多少妇女，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或被压迫者，所以都受到鼓吹和赞扬；而历代为民请命的清官，却被中共认为缓和了“阶级矛盾”，延续了所谓地主阶级的统治，而受到比那些无恶不作的贪官更严厉的批判。 中国人相信“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以及“善恶有报”，认为富贵名利都是因前世今生的所作所为积下的因果。无论是富贵还是贫穷，“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因此并不存在共产党“阶级斗争”史观所灌输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包容的文化，儒释道三教并存，儒家学说中，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并存，道教中南方的正一教与北方的全真教并存，佛教的禅宗、净土、天台、华严等不同的宗派并存，乃至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回教等也都和中国文化和睦相处。这都显示出中国人海纳百川，以和为贵的精神。在中国从未发生过不同宗教之间的战争，和宗教内部不同教派的战争。 这种包容思想与中共的斗争思想截然对立，因此是必须消灭的对象。 中共并非为“斗争”而斗争。这里至少有两个目的：人们在互相的斗争中失去信任，变成一盘散沙，便于中共控制；更重要的是，中共耍了一下赵高“指鹿为马”的权术。承认“指鹿为马”的赵高可放心重用；沉默不语的人显然良心未泯，赵高要加以排斥；反对者都被赵高杀掉。然而，赵高的“指鹿为马”只是宫廷权术，而中共的“指鹿为马”却成了强迫全民参与的“大众文化”。如“土改”、“镇反”、“工商业改造”、“戏剧界的改制改人改戏”等诸多运动，都是一次次“指鹿为马”的检验。每个人都必须参加、必须表态。在非此即彼的二元世界中，不跟中共站在一起的就立即成为斗争对象。 (大纪元插图) 道家崇尚“真”，佛家以修“善”为本，孔子主张“仁”与“信”。而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假、恶、斗”的历史。按照中共1987年通过的档案法第十九条规定，一般档案超过三十年即可解密，普通公民皆可查阅，然而中共至今仍不敢开放涉及抗日、内战、镇反、土改、大饥荒等历史档案、不敢公布毛、周与斯大林签订的中苏密约，无非是害怕用谎言掩盖的罪恶曝光而已。 唯物主义对于精神领域显得非常苍白无力。其中“美”就是一个例子。雨后的彩虹，夕阳下的晚景，在唯物主义中只能被分析成为电磁波的不同光谱；爱情，被归结为人类自身荷尔蒙的变化；人类的高贵情操，则被理解成琐碎庸俗的小恩小惠。 从本质上来说，任何的人性美好都是共产党统治的障碍，以至于中共发明了一个常含负面意义的词汇——“人性论”。党员需要以“党性”压过“人性”，对于普通人来说，“人性”也是革命不彻底的表现。 在中共的文艺宣传中，曾经高举“禁欲主义”的大旗，否定爱情、否定家庭。但最近十多年中共已经从“禁欲主义”进行了180度的大转弯，变成鼓励“纵欲主义”。这些看似与中共以前的做法互相背反的政策，却出自于同样的原因——过去让人禁欲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效忠共产党，让党性高于家庭、高于人性；如今共产意识形态破灭，中共鼓励人沉迷于黄赌毒、一夜情、包二奶，则是为了沦丧人的道德，在纵情的享乐中无暇反对共产党。这样的“左右互搏”在中共的统治历史中比比皆是，背后维护中共统治的目的则一以贯之。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家庭伦理，这种家庭伦理关注的是亲情，是仁爱。在共产党的宣传中，则是以阶级感情来取代亲情和友情。如《红灯记》李玉和所唱“人说道世间只有骨肉的情义重，依我看阶级的情义重于泰山”。所谓“亲不亲，阶级分”。互相成为“同志”者，即成为革命大家庭的一员，反之则是坚决镇压的对象。是“同志”还是“敌人”，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划分了一切社会关系，凌驾于亲人或朋友关系之上。当阶级斗争需要时，父子反目、夫妻成仇，用检举、批斗、毒打自己的亲人来表示自己阶级性强于人性，向党表示效忠。 在中共的宣传中，“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类似的歌词充斥中国。仇恨是共产主义的动力之一，也是一种更为重要的共产主义情感，仇恨的反复灌输成为中共各种群众运动的动力所在。人类普世的同情、关爱、善良等等，因此成为共产主义天然的敌人，必须加以铲除。 (大纪元插图) 4. 宣传马恩列毛的伟大 在确立了无神论和唯物论两大党文化的理论基石之后，通过全面否定神传文化，党文化的体系就“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了——民众在信仰上形成了一个空白，共产党一定要造出自己的“神”，注入到民众的思想中去，填补这个真空。正是通过这种造神运动，共产党这种政教合一的邪教组织体系全部完成，画“神”点睛之后，反天反地反人性的党文化就终于活起来祸害人间了。 尽管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如“黄巾军”、“太平天国”之类政教合一的政权，然而这些政权都没有统一中国，更没有把他们的教义推广到其组织之外。而中共是唯一夺取了全国政权，并用暴力手段强迫人接受其教义的“政教合一”的组织。其教主就是中共在各个时期的最高掌权者。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之后，还有过两年的“英明领袖华主席”。造神词汇永远被用来修饰共产邪教的教主。因此相继成为“革命导师”的马恩列毛就是理所当然的造神对象。他们被冠以“解放者”或“救世主”的荣誉，捧上神坛。 神是全知全能，不犯错误的。中共在造神过程中也在树立自己“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因此，中共最高领导人如果在位的话，是不可能真地认错的。因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就在于他的“一贯正确”，一旦认错，就会造成合法性的丧失。而在另一方面，人不是神，不可能不犯错误，此时撒谎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办法。 造神中完全否定任何超自然的存在的另一个办法，就是伪造历史。举毛泽东为例，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狼奔豕突，四处逃窜。这一场失败大逃亡，在共产党的教科书中被宣传成了“北上抗日”。明明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三个月，毛泽东就乘国难当头在井冈山成立了分裂国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到了西安事变的时候，却成了“逼蒋抗日”的英雄。这种对历史的伪造给毛泽东套上了“民族英雄”的光环。 (大纪元插图)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挑战毛泽东左倾冒进和浮夸。这种对共产党领袖的挑战一旦成功，“造神运动”就会失败，如前所述，会直接挑战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问题。因此，毛周等人在发动对彭德怀的批判后，更加失去理智的宣传“跃进”，直接导致了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那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 中共不但通过文字，还动用戏剧、电影、歌曲、音乐等形式造神，用语录歌、忠字舞造神、用“早请示、晚汇报”造神，用敲锣打鼓欢迎“最高指示”造神。时至今日，中共仍然在用“反复学习”、“深刻领会”、“贯彻实施”、“抓好落实”之类的宣传，对待江泽民或胡锦涛的“重要讲话”，实则为对现任领导的造神运动。 无神论的推行来自十九世纪的进化论学说(进化论的谬误将在稍后的章节中述及)。所谓“唯物”并非完全否定精神的力量，而是否定超越人类之上的一切存在，即神的存在。 至此，来源于信仰经典的道德标准，包括东方佛教中的善、道家的真、儒家的“克己”与“和为贵”、西方的摩西十诫等等全部失去了依托。于是，道德标准变成了“人”们可以不断改变的行为准则。 共产党社会中，价值观和道德的解释权落到了最高统治者手中，一切与中共价值观抵触的普世道德，都可以轻易被中共扣上伪道德、封建残余、资产阶级人性论等等各种帽子，而后中共自己再站在解释道德的制高点，冠冕堂皇地进行批斗镇压。 既然中共“伟光正”，一切“党文化”就必须歌颂这种“伟光正”。然而另一方面，中共又是一个血债累累、邪恶至极的邪教组织。在失去道德坐标的情况下，歌颂共产邪教“伟光正”的文化，可想而知，会给人的道德造成什么样的混乱，会对社会风气起到怎样恶劣的导向作用。 在中共的宣传中，马克思不仅仅是革命家、哲学家、科学家，而且是一个道德上的完人。然而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1843年贵族小姐燕妮嫁给了25岁的马克思，还带来了陪嫁的女仆琳衡。一向对“剥削”假装深恶痛绝的马克思，不但心安理得地花着当资本家的恩格斯“剥削”来的钱，无偿占有着女仆琳衡的劳动，并强占琳衡的身体在1850年产下一个私生子。当时，燕妮因为此事和马克思吵得不可开交，于是马克思把眼光投向了老朋友兼单身汉恩格斯。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声誉，要恩格斯替罪，私生子用恩格斯的名字命名，由恩格斯寄养在工人之家。吃了哑巴亏的恩格斯临死之前得了喉癌，不能说话，在一个纸盘上写下了：“亨利．弗来迪是马克思的儿子，图西把她的父亲理想化了。”弗来迪就是马克思的私生子，而图西是马克思的女儿。这段丑事，现在已经在东德的博物馆里展出了。 2004年6月的《欧洲神经学学报》（The 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logy）上披露，三位以色列医师参考历史资料得出结论：列宁在领导1917年的10月革命之前，就在欧洲感染了性病梅毒，并终于在1924年毙命。所参考的历史资料包括列宁在欧洲和苏联的治疗医生的记载、列宁的健康状况材料及被研究者称为“政治宣传”的验尸报告。研究者之一的精神病医生勒纳（Vladimir Lerner）对纽约时报记者说：“如果你消去列宁的名字，而把其症状拿给任何一位精通传染病的神经学家看，他会说，‘梅毒’。” (大纪元插图) 中共党员在文革以前似乎都是禁欲主义者，但毛泽东有三个老婆当无疑问：杨开慧没有死，就娶了贺子珍；还没有与贺子珍离婚，就娶了江青。1994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二十二年之久的李志绥出版《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披露了毛泽东纵情声色犬马、糜烂透顶的生活。书中提到毛“一贯以女人为玩物”，征召大批美丽、年轻的女孩入宫，“女人像上菜般轮番贡入”。 毛泽东的卫士宣称毛在大饥荒的时候不吃肉，以示和人民同甘共苦。而事实上毛在大饥荒已经发生的1959年，指示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为他修建了滴水洞行宫，其代号为“二○三工程”。从1960年下半年启动到1962年，建筑面积共3638.62平方米的一、二、三号主体工程连同韶山冲至滴水洞公路，同时竣工，耗资1亿。这些金钱如果购买粮食，湖南省就不会在那三年中至少饿死150万人。 共产党领袖的荒淫生活当然不会仅仅局限在纵欲方面，其权谋、冷酷、骄奢淫逸因为缺少信仰约束、道德约束、媒体监督，所以利用国家权力行起恶来，其后果就极具灾难性。且其低下堕落的品质所起到的示范作用，带动社会道德急速下滑。 “造神”成为个人独裁的基础，因为神不会犯错误，共产党的领袖也自然要被装扮成真理的化身，其他人只要盲从就可以了。于是“一言堂”被合理化，一个大脑代替了几亿大脑，灾难性的后果得不到纠正。独立思考变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可能会得到中共不想让人得出的结论，于是人们随大流、跟风等等，自己的人生自己不做主。一切问题唯中共马首是瞻，或等待组织决定。 (大纪元插图) 造神的另一个后果，就是许多人在被迫害很严重的时候，仍然“相信组织相信党”。当信神者被迫害时，他们可以对着心中的神去祈祷，寄希望于神的公义，而无神论者被迫害时，他们无法寻找更高的道德权威，而陷于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此时人只好自我安慰说：中央是好的，“组织上会搞清楚的”。这种自欺欺人，也是中共自我神化的结果。 信神者遇到困境时，会祈祷，甚至到寺院道观中烧香许愿。无神论者无处可去，于是“有困难，找组织”，希望党来解决问题，却不知党才是问题的真正制造者。 * * * 中共夺取政权之初即垄断媒体和教育，以一言堂的方式灌输“无神论”和“唯物论”，对传统信仰进行取缔、歪曲和镇压，对知识份子进行思想改造，对传统文化进行多方抹黑，贬成“封建”、“迷信”，一概骂倒，操纵暴力机器消灭不肯服膺于党文化的出家人或知识份子，或者利用切断生活来源的方式胁迫反对方臣服，再通过个人崇拜的造神行动填补人信仰需求的真空。在中共眼里，认同哪一种文化，并非是一个学术问题或单纯的观点问题，而是政治问题、阶级立场的问题。至文革后期，党文化终于磨砺成熟，对传统文化的系统性替代也达到了中共希望的程度。劣币驱逐了良币，新生一代都在党文化教育中长大，对正统文化和观念更是懵然不知。 2006年9月24日更新 【解体党文化】之二：系统的思想改造(上) -------------------------------------------------------------------------------- 【大纪元9月24日讯】目录： 1．批判儒释道 1） 批判儒家 （1）批判孔子 （2）批判知识份子 2） 批判释家和道家 （1）否认神佛存在，歪曲信教动机 （2）摧毁修行的物质环境 （3）消灭肉体 （4）歪曲宗教经典，将宗教庸俗化 （5）成立中共宗教协会，让代理人从内部批判宗教 （6）营造宗教自由假象 2. 批判传统观念 1）批判对天的敬畏 2）批判命运与善恶报应 3）批判柔顺与忍让 4）批判传统社会秩序 5）以财产为衡量道德的重要依据 6）其他受到批判的观念 第二章、系统的思想改造 政治学习，改造思想，这类事情中国人都多多少少经历过。很多人可能会问，为何人的思想需要改造？其根本原因即在于中共的一套好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都是反人性的，不但不可能在大众中自然产生，而且容易被人性所排斥。更何况共产党本是西方舶来品，是被唾弃的政教合一的独裁体系，与中华传统文化极为抵触。中共要想立足，就必须营造一个党文化环境，改造思想就成了必须而迫切的一步。 改造的重要一步就是批判中华文化的信仰之本——儒释道。同时，民间的传统观念，乃是三教所确立的价值观在世俗中的反映。这些观念早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也容易使人上溯其宗教根源，因此对传统观念的批判，也是中共从中国人的思想里根除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信仰的重要一步。这样，中国人就丧失了对中共及党文化的辨别和判断能力。 中共对儒释道的批判和对传统观念的批判清除只是属于“破”的一步，同时中共还要“立”它需要的思维方式，如斗争思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以及进化论与现代科学，从而让人系统地接受中共以无神论为基础的邪说，进而再制造并维护适合中共生存的社会环境。这就是中共进行系统的思想改造的后果。 (大纪元插图) 1． 批判儒释道 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儒、释、道家的影响深入到中国社会各个阶层。 中国儒家尚“仁”、尚“义”，孔子讲“见义不为，无勇也”，又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儒家的天命观深入民间，《论语》中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中庸》开篇讲“天命之谓性”，指出人的根本特性乃受天所命。在古人看来天是万物之本，是一切价值的源头。人的生命既由天所赋，此生的目的即在回归天命，实现内心向善的要求。被儒家视为群经之首的《周易》讲“三才”，即天、地、人，天生人，地养人；人又可以取法天地，“与天地合其德”。天地的运行则遵循不变的天理。老百姓相信一个高高在上而又制约人世间一切的“天”，用“不变”的天理衡量人间的一切。儒家思想维系着道德与社会秩序。 佛家讲善，讲慈悲、讲忍辱，重视生命，信奉众生平等。在中共建政之前，佛家的六道轮回、积德行善、因果报应已成为百姓的常识，即所谓“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客观地讲，佛家“善恶有报”的观念对于稳定社会、维持人的道德，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道家强调“真”，强调清静无为，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统一，达到返本归真的目的，即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的中医与气功皆源自道家，此外服气、炼丹乃道家养生之道，道家占卜与预测之准确则让人叹为观止，大道修炼者更有肉身成道、羽化成仙的神迹。在世间层面，当今天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对立，环境问题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话题之一时，道家思想也引起各国学者的重视，更显出其特殊的价值。 对于中共来说，儒家的“天命”、佛家的因果报应、道家的无欲无求、与世无争是中共发动“阶级斗争”的障碍。儒释道经典确立的道德观，是中共树立自己道德权威的障碍，也阻碍了中共造反、革命、专政等政治运动。佛道两家修炼都让人超越生死，儒家让人舍生取义，这是中共利用物质手段来控制整个社会的障碍。佛家的涅槃彼岸、道家羽化成仙的遗迹与道法自然的精神、儒家的天命观都被中共视为宣传无神论的障碍。 1） 批判儒家 （1） 批判孔子 儒释道三教中最溶入生活的还是儒家思想，盖因中国人一直以家族为生活中心，而儒家文化所规范的正是家庭伦理，再将家庭伦理推广到社会生活和政治中。 近两千五百年来，中华文化的入世部分基本上以儒家文化为主导。自鲁哀公立庙祭孔开始，汉高祖用儒家的礼节制定朝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唐太宗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到清圣祖康熙大帝手书“万世师表”四字于曲阜孔庙等等，历朝历代对孔子都有追封或祭祀，即使是在汉化程度最浅的元朝，元成宗也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对人类的影响早已超越国界，不仅日本、韩国、越南等亚洲国家承续了部分儒家思想，即使西方启蒙时代的大哲学家伏尔泰也自称是孔子的学生。 自汉代以降祭祀孔子的香火不绝。夺取了国家政权却骂孔子、砸孔庙的事情只有共产党一家而已。 (大纪元插图) 中共从毛泽东开始就非常痛恨儒家文化，其原因在《九评共产党》的第六评中已有分析，此处不再赘述。毛喜欢秦始皇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他与秦始皇一样采用法家的诡诈权谋祸乱国家，特别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尤为毛欣赏、仿效和超越。 倡导“文、行、忠、信”的孔子被中共骂成“一切旧理论的师表，恶势力的灵魂”，称“自有生民以来，实未有如孔子罪大恶极，而为善人、大多数人的公敌者。今后，人类共起而攻之，可也！在古今中外所有思想家的言行当中，孔丘可算第一荒谬。” 上述泼妇骂街式的言论占据了中共批判孔夫子文章的主流，因为中共除了对孔子的言论进行断章取义、玩逻辑陷阱之外，从来没有拿出过、也不可能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 中共对儒家的批判是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和基础的，称孔子代表了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今天在资本家已经加入中共，或者中共官员自己已经成为腰缠万贯的权贵资本家或权贵地主的时候，阶级斗争理论破产到中共都不愿意提起的程度（当然这并不妨碍中共以阶级斗争的手法继续迫害异己）。此时回头观看对儒家的批判都成了笑话，因此中共为维护自己统治起见，也不得不假装去褒扬孔子。最近几年为了搞统战，中共又在海外准备建所谓“孔子学院”，试图利用自己批判过的孔子去骗向往中国文化的人。另一方面，大陆教学生背诵儒家十三经的民间学校却被中共取缔。 中共早在夺取政权之初，就出版了蔡尚思的《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一书（以下简称《批判》），对孔子进行诋毁、谩骂和批判。其中中共所惯用的逻辑陷阱值得概要分析，因为这些逻辑问题仍然是中共党文化中大批判的重要手法。 第一种是断章取义。从孔子要收取学费（束脩）就断定孔子只为贵族服务，全然不管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孔子的学生中子路就出身贫贱。 第二种是张冠李戴，把别人说的话安在孔子的头上。例如《春秋谷梁传》为子夏的弟子所做，《批判》却利用其中有关伯姬的论述部分攻击孔子。 第三种是不当类推，从孔子说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得出“这无异于认‘国家兴亡，匹夫无责’”的荒谬结论。把个人对待职位的态度类推到公民的义务上去。 第四种是不当类比。称自汉代以降的独尊儒术与秦始皇独尊法家一样，全然不顾儒家以道德感召人，而法家以赏罚来引诱和胁迫人的不同。 第五种是混淆原命题与逆命题的不等价关系。比如《批判》中说：“既然女子全是小人，就可想见男子全是君子了。” 第六种是扣“反科学”之类的帽子，称孔子“违反自然科学”。 事实上，孔子谈论的大多是伦理和政治层面的事情，这些都与自然科学无涉。正如不能用直尺测量重量，自然科学的原理也无法衡量人的行为的善恶。更何况孔子规定的“六艺”中包含“数学”，此为自然科学之基础。 第七种是含沙射影。提出“三纲”者明明是法家韩非子、汉儒董仲舒等人，《批判》一书也承认这一点，但是指出妇女为守贞节而自杀的时候举了几个很惨烈的例子。这些例子与孔子毫不相干，恰恰相反，《礼记》记载，孔子的儿媳妇与孙媳妇都是再嫁的。然而在通篇批判孔子的大背景下，难免不让读者将《批判》一书中的悲剧算在孔子头上。 第八种是挑动人的妒嫉心。《批判》一书专门渲染“孔子的贵族生活”挑动人的妒嫉心。事实上，如孔子所言“鱼馁而肉败，不食”等实为基本的养生之道，并非什么贵族生活。 （2） 批判知识份子 《左传》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中国传统文化给知识份子提供大显身手的历史舞台，群星璀璨，人杰地灵。 改造知识份子也被中共视为极其重要的一步。中国传统社会讲“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其中“士”简言之就是知识份子。“士大夫”阶层是道统的承担者，因此从道德角度来看，他们甚至比统治者更有话语权。中共不认同知识份子代表的正统道德观念，但需要以知识份子为中介去改造普通人的思想，因此中共一旦掌握政权，首先要做的就是改造知识份子的思想。 (大纪元插图) 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就谈到，对知识份子，“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 。毛所谓的教育和改造除了令大中学校组织教师学习政协三大文件、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论之外，从1951年秋天开始，组织大批知识份子参加或参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这一场场的血腥运动让许多知识份子看到了共产党的残忍和凶狠，许多人的脊梁骨那个时候就吓软了。1952年1月，全国政协常委会做出《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即让被改造后的知识份子把中共给他们灌输的思想推向全国，改造所有人的思想。 早在清末废科举后，知识份子中的很多人转而去依附政党。这个过程是个痛苦的过程，也是知识份子“主动”进行思想转变的过程。这种转变当然不会被中共认为已经足够，因为知识份子尽管认为他们需要高扬民主和科学的大旗，而儒家的绝大多数修身立命之学仍可作为判断是非的准则。这恰恰是中共不能容忍的。 毛泽东在1939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将知识份子一笔划进“小资产阶级范畴”。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顶“小资产阶级”的帽子就足以让知识份子抬不起头来。 中共通过宣传机器歌颂工人和农民，将他们的知识匮乏当做是革命的动力，宣传“朴素的阶级仇恨”加上共产党的引导就足以使革命走向胜利。而在另一方面，知识份子被电影赋予了符号化的脸谱——戴一副眼镜，畏畏缩缩；他们拘泥书本，看不起群众，做事主观等等。 1958年电影《上海姑娘》公映不久就受到严厉批判，其原因竟然在于：“第一，知识份子在没有一个党委书记或支部书记给以批评教育的情况下，居然坚持原则，在建设中发挥自己的才干，这是取消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第二，没有写知识份子的‘软弱性、动摇性、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等缺点，……这是美化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第三，……表现主人翁是受到工人中一些落后思想的影响才导致急功近利……这是‘往工人阶级脸上抹黑’。”第三点的原因也是挑拨工人与知识份子的关系。 这些对知识份子的污蔑宣传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其原因在于知识份子一直是社会思潮的领导者，一直是社会问题的发言人，一直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论述者，当知识份子的形象被成功抹黑后，他们所代表的价值观也就被随之颠覆了。在群众眼中，知识份子不再是尊重和求教的对象，而是嘲弄和批判的对象。 如果说上述的诬蔑还属于“名誉上搞臭”，卡住知识份子的饭碗则是“经济上截断”，从反胡风运动到反右、文革则是“肉体上消灭”的一部分。 许多同中共在夺取政权年代出生入死，倾囊相助的民主人士天真地以为自己是开基立业的功臣，因此“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中共也会让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宏大的抱负得到施展的机会。在鼓励鸣放的“真情”邀请中，这些“士为知己者死”的高人义士，一个比一个正气凛然，一个比一个跌得更惨。当人们目睹了中共的所作所为，“党天下”的真实含义遂昭然于天下：“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储安平……等著名文人，无论是爱国归来的留学博士，还是携财从共的资本家，从部长、教授、文学家、总编辑、记者的位置纷纷被扔进共产党的右派牛棚，至死也没能从冰冷的现实中弄清楚这“民主”和“独裁”如何能被中共结合成“人民专政”。中国历史上久诵不衰的精忠报国、舍生取义、人格尊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传统品格，都随着这末代鸿儒博学之士孤独的死去永远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人们恐惧地看到，积极悬挂人间天堂诱饵的中共党，首先建立的是人间地狱。 (大纪元插图) 那些能够幸存下来的人，从此战战兢兢，不敢再提传统的价值，不敢再坚持知识份子独立的思想和人格。例如冯友兰、郭沫若，仅仅因为毛泽东的一句批评便吓得赶紧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对于知识份子而言，独立的思想与人格就等于生命。这种摧残造成知识份子的内心苦痛绝对是无法形诸笔端的。 “知识份子”曾经是一种道德的同义词，表达的是清贫、正义、知识、涵养、不趋炎附势的社会形象。到江泽民时代，党的官场上出现了这样一种角色——“政治化妆师”。与文人的正统迥异，他们在政治舞台上是抬轿子、吹喇叭的匠人，辅佐的不是圣贤之君，而是鸡鸣狗盗的江泽民之流。 在一片机枪坦克屠杀造成的血污中、在国际社会一片制裁和谴责的声浪中上台的江泽民需要涂抹厚厚的政治油彩，于是这帮文人发明了所谓的“三个代表”。他们不仅从政治上葬送了国运，而且从道德上沾污了知识份子必须具有的清白。 时至今日，中国的“专家学者”早已不同于那些继承了深厚正统文化和行为方式的知识份子，其中绝大多数经过中共无神论、斗争哲学、社会发展史洗脑，他们只是掌握了科学技术的专业人员，对正统的儒释道文化并未做过深入研究，更未将其融入生活。 此时的中共打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标语，做着“党恩浩荡”的表演，伪知识份子则不遗余力地编造繁复理论去论证中共统治的合法性，抑或是各种社会悲剧的合理性。中共成功营造了“政治精英、经

朋友：您好！ 在此与您相遇，想与您结个善缘！ 并与您分享国内禁书《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 愿每一个善良的中国人都了解真相。 唤醒百花，春就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 ——《九评》编辑部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中心之国 神传文化 1. 中心之国 2. 神传文化 3. 千秋格局 4. 有容乃大 5. 历劫不灭 结语 第二章 红魔阴谋 毁灭人类 1. 不为人知的马克思──信仰邪教 2. 邪灵毁灭人类的路线图 3. 中共──万变不离其邪 1）前后三十年 一脉相承 2）破坏文化 败坏道德 一以贯之 4. 先给人点甜头，再让人吃尽苦头 5. “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所揭示的秘密 6.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毁灭人类 第三章 暴力杀戮 恶贯穹宇 引言：共产邪灵一路杀 1. 苏俄预演 2. 中共登台 3. 屠杀精英 1）乡村与城市中的屠杀 2）剿灭宗教，割断与传统信仰的联系 3）思想改造，无神论占据学校 4）镇压知识分子，强迫全民说假话 5）将人改造为“非人” 4. 破坏自然 5. 毁灭文化 1）毁物质载体 2）坏精神支柱 6. 邪恶之最 1）迫害法轮功 2）活摘法轮大法修炼者器官 结语 第四章 共产邪灵 毁人不倦 引言 1. 共产党带头反神、骂祖宗 1）共产党带头反神 2）共产党带头骂祖宗，诋毁传统文化 3）被洗脑的人攻击传统文化 2. 强力洗脑，颠倒善恶 1）以“革命”冒充“天命” 2）党定道德 以恶为“善” 3）杀人不见血的思想改造运动 4）人伦浩劫 全民遭殃 3.“恢复传统”，柔性洗脑 1）没有对破坏过程来个 “逆操作”，奢谈“恢复” 2）中共恢复的儒家文化——离开了水的死鱼 3）穿古装演古人毁文化 4）最大的乱象——党的领导 4. 堵死天堂路，打开地狱门 1）坏人捧到九天之上，好人踩到九地之下 2）鼓吹唯物主义，鼓励性解放和一切变异现象 3）通过教育系统性给青少年洗脑 结语 第五章 邪灵篡位 文化沦丧 1. 偷天换日，篡上神位 1）中共篡上神位 2）毁灭通天的中华文化 3）敬神祭天的生活方式被铲除 4）建立党文化的魔教场 2. 神传语言文字与残体汉字 1）神传文字，蕴藏天机 2）中华语言，充满神性 3）中共破坏神传文字 3. 中共对修炼文化的破坏 1）传统文化中的修炼文化 2）中共如何破坏修炼文化 4. 富而有德 修内而安外 5. 人伦典范与抑正崇邪 6. 传统艺术颂神 邪党艺术颂魔 7. 中共对抗普世价值——“真、善、忍” 1）普世价值打破“无神论”禁区 2）中共邪教和江泽民相互利用，挑战普世价值 3）用“欲望”代替普世价值 4）共产邪灵对正信的迫害注定失败 结语 第六章 以“恨”立国 国已不国 引言：以“恨”立国的共产党 1. 超级邪恶放大器 2. 中共把人变成非人 1）思想 2）语言 3）行为低下 4）人像怪物，不像人样 3. 中共国几成狼世界 1）为老不尊 2）奸猾早熟的孩子 3）两性道德崩溃 4）各行各业全面堕落 5）周期性的集体脑残 4、末世景观 1）粪坑文化 2）行尸走肉 3）末日心态 4）无缘得度 结语 序言 从第一个共产政权苏俄出现到今天，整整一百年过去了。在短短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共产主义造成了上亿人的死亡。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亮出了与神争夺人类的旗帜，喊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共产主义来自何处？?什?宇宙中会冒出个共产党？共产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结局又会怎样？对这些根本问题的答案，人们众说纷纭，现在是揭开谜底的时候了。 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它由“恨”及低层宇宙中的败物所构成，它仇恨且想毁灭人类。它并不以杀死人的肉身为满足，因?人肉身的死亡并非生命的真正死亡，元神（灵魂）还会轮回转生；但当一个人道德败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元神就会在无尽的痛苦中被彻底销毁，那才是最可怕的、生命真正的死亡。“共产邪灵”就是要使全人类都跌入这样万劫不复的深渊中。 1989年柏林墙倒塌，随后苏联及东欧共产主义阵营迅速解体，似乎全世界都认为“冷战”已经结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溃不成军；连残余的共产国家自身都感到危如累卵。而实际情况是，原教旨的和改头换面的共产主义思想及因素依然肆虐全球。这里有仍公开承认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如中、朝、古、越，也有打着民主或共和旗号实行社会主义的诸多非洲和南美国家，更有被共产主义因素严重侵蚀而不自知的很多欧洲和北美民主国家。 无论是暴力扩张还是悄然渗透，“共产邪灵”彻底毁灭人的方法就是破坏创世主为最后救人所奠定的文化。人类失去了这种文化，就失去人之为人的标准，在神的眼中成?徒具人形的兽，不仅道德上失去约束、急剧堕落，更无法理解创世主下世救人所开示的天机，也就失去了大难来时被救的机会。这是生命最大的劫数——被永远销毁，也是“共产邪灵”的终极目的。 本着对神造生命的无比珍视，本着对人类的深切关怀，我们写下这本书——《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向世人系统分析和揭示“共产邪灵”通过破坏文化、败坏道德而毁灭人类的天大阴谋。 在不同的民族中，都流传着最后神会来拯救人的传?。人类已经走到了宇宙历史的转折关头，而共产邪教就是人类此时获得拯救的最大障碍。因此，我们迫切地以?，必须彻底揭示其终极的邪恶目的和手段，让人类能凭良知本性的判断抛弃共产邪教、和平解体共产组织并系统清理共产主义邪恶因素，迎接人类的新纪元。 本书分上下两部：上部《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下部《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世界篇）》。大纪元将首先发表上部《中国篇》，下部将在不久以后推出，敬请关注。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真心希望中华民族文明善良、繁荣富强的人！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关心人类命运的人！ 《九评》编辑部 2017年11月18日 第一章 中心之国 神传文化 五千年历史长河潮起潮落，曾经辉煌的几大文明都灰飞烟灭，而唯独中华文明承传不息。中国曾经创造出万邦来朝的辉煌盛世，被尊为“天朝上国”，其文化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形成了大中华文化圈。而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四大发明的西传则推进了世界文明，促成了欧洲文艺复兴和新大陆的发现。 中华民族也遭遇过很多磨难。特别是近代以来，内忧外患连绵不绝。20世纪中叶，西来幽灵共产党篡取政权后，杀戮国民、摧残文化、破坏环境，使山河变色，生灵涂炭，曾经辉煌的文明黯然失色，几乎毁于一旦。 为什么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仍然不断发动各种运动，乃至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以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为敌，必欲除之而后快？为什么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成为被共产邪灵控制最严密、迫害最残酷的民族？ 本书第一次揭示，共产主义并非一种思潮、学说，或者在人类寻找出路时一个失败了的尝试。它是魔鬼，亦称共产邪灵，由恨和宇宙底层空间各种败坏物质构成，其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 共产邪灵毁灭人类最阴邪的一招，就是破坏创世主为救度众生而造就的神传文化，或曰中华传统文化。 1. 中心之国 四千多年前全球性的滔天洪水，使本次人类几乎处于完全毁灭状态。各民族关于这场大洪水的记忆中，几乎都只有极少数人幸存下来，作为人种重新繁衍。 在中国历史上，当时正是尧帝在位。在这场同样淹没许多高山的滔天洪水中，中华民族却整体上幸存下来，同时保存了上古的辉煌文明，包括现代人至今难以理解的太极、河图、洛书、周易、八卦等等。 据记载，神在尧帝祭天之时，显神迹并教诲尧帝：“水方至为害，命子救之”（大洪水危害人间，你要拯救百姓。见《古今乐录》），由此开始了大禹治水的神迹。尧、舜、禹时代，是中华民族从毁灭性的洪水中复苏的开始。大禹治理河山，为中华民族开创新的生存环境，以迄今日。 这是神给予中华民族的特殊眷顾。没有神的护佑，中华民族同世上其它民族一样，也逃不脱这场世界范围的灭顶之灾。神在众多民族中特意选择了中华民族，授之以神传文化，也称半神文化，这当然也一定是为日后更大的安排做准备。 不同朝代的中国有不同的疆域。就其实质而言，“中国”不是地理位置概念，而是“中心之国”的意思，这源于神对中华文化这种得天独厚的地位、特点、结构和构成因素的安排。 中华大地独一无二，是神所选定的中心之国，末世拯救世人的法将在这里传出。因此中国的一切，从表面上的自然环境、人口分布，到深层次的历史发展过程、文化的奠定，以及对各种宗教和修炼法门的认识等等，都来自神系统有序的安排。 在中华历史长河中，创世主转生为圣王、文人、僧人、道士、武林宗师、谋臣、良将，带领来历不凡的生命，为神州子民开创生存环境，规范道德标准，丰富思想内涵，奠定正统文化，建立法度体制。遂有中国一朝天子、一朝民众、一朝文化、一朝服饰、一朝风土人情、一朝内涵特点，纷至沓来，灿若星河，远播四海，威震八方，终成五千年神传文化恢宏全局。 英雄人物，风流千古。秦皇、汉武、魏武、诸葛武侯、唐太宗、成吉思汗、忽必烈、明成祖、康熙大帝等圣皇名臣，开疆拓土，与周边国家、民族结缘，将中华传统文化远播异域。 秦汉之时，统一六国、开拓西域、北征乌桓、义服南蛮。两晋南北朝，衣冠南渡，五胡入主中原。隋唐五代之际，周边民族或称藩、纳贡，或战争、和亲，或留学、通商，以各种形式与中原发生联系。两宋时，契丹、女真崛起，辽宋、金宋之争继之。成吉思汗统一大漠，远征欧陆；明成祖派人跨海远洋航行。种种壮举，惊天地，泣鬼神；看似无序，实则有序；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神没有落下世上任何众生，有序地安排了中华传统文化辐射世界，以奠基全球世人应有之普世价值。 神州大舞台上，你方演罢我登场，演戏人演得浑然忘我，看戏人看得如痴如醉。这千秋大戏剧情及背后的深邃内涵，不知不觉中已经深深融入神州子民的血脉中，并通过五千年不间断的信史记载，留给后世，把道德保持在相对不坏的水平。 2. 神传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是通天的。中华传统里，“天”远不止是现代人所理解的“大自然”。“天”是有生命的，天地间万物被称为“造化”，亦即被创造化育的。而创造化育者乃是宇宙天地之主宰，称为“天帝”、“昊天上帝”，民间称为“老天爷”──至高无上的神。中国人把自己的家园叫“神州”，中国人称皇帝为“天子”。人的归宿，是通过道德提升回归神的天国。 神的意志叫做“天意”，天地间万物遵循天意而行，是为“天道”。天意通过天象显现。中华文化中，天帝通过降灾异谴告那些背离天意的人，现祥瑞嘉许那些以德配天、顺从天意的人。上天还安排圣皇先贤下世，教化万民，让人看懂天象、读懂天意。 《易．系辞上》中说：“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通俗地说，就是圣人秉承天命把这种天象（天文）演示给人，成为人的思想、信仰、行为，乃至最表面的基本人伦、行止规范、典章制度等等，这样，“天文”化为“人文”，便是中华文明之本源。 这些演绎中华文明、教化万民的“圣者”，或是神，或是半神。如“圣”字所示像，他们是上晓天命、下创人文的王者，如盘古、女娲、伏羲、神农等神，以及黄帝、尧、舜、禹等以人身行神事的圣王。 据古籍记载，被中国人奉为“人文初祖”的轩辕黄帝完成教化万民的使命之后，得道飞升，回归天庭，从此给人留下了人回归神的修炼文化。后人将黄帝飞升之前的衣冠葬于桥山，起冢为陵，为黄帝陵，供奉至今。 在此后历代皇朝中，神不断下世转生为华夏民族的圣皇先王，在漫长的岁月里，一步步建立和丰富中华神传文化的文明体系。中华文化源自于神的智慧，内涵博大精深，充满天机与神迹。 3. 千秋格局 大洪水后，尧、舜、禹三位圣王来世间承先启后，规正天地四时运行秩序，平治水土，调和阴阳，铲除妖魔，开创人类生活环境。以至德而帝天下，以道德为核心，建立天人合一的文化体系，共同完成了创建神州大舞台的过程。 夏、商两朝，人神同在的时期中，有许多神仙、真人与人同处，传给人们各种文化、技艺，造就、规范人类道德及思想内涵。 从西周至大秦，八百年沧桑，五霸迭起， 七雄争强。大秦始皇帝，顺天时、得地利、符人和，一统江山，建立中华第一个传统皇朝。 汉武帝开疆拓土，南征北战，大汉雄风，席卷西域。对内规划制度，奠定汉文化几千年基础；对外打通西域，将中华文化带到整个欧亚大陆。此后直到清皇朝两千年间的中国，一直承传秦汉制定的皇朝体制和范式。 大唐太宗皇帝李世民以旷世未有之睿智与神武平群寇、定中原、一统天下。将中华五千年文明推至顶峰。大唐王朝，君临天下，威震八荒，其海纳百川之博大，恢宏自信之气度，无比辉煌、无比强盛，光耀古今！ 13世纪初， 蒙元雄主成吉思汗及其黄金家族打通西域、横扫欧亚大陆，奠定欧洲格局，将华夏文明带到所经之处。始有欧洲其后数百年文艺复兴等，致西方世界文明突飞猛进。大元世祖忽必烈主导大元天朝入主中原百年历史大戏，大元疆土之大远超汉唐，并连接世界大舞台，铺垫世界整体格局。 大明成祖、大清康熙等明君圣主，怀德仁厚、经文纬武，使四夷宾服。跨海远航、征服蒙俄，寰宇一统，中华文化宏大辉煌，影响遍及全球。 中华皇朝的这些明君圣主，开创历史，奠基铺路，扭转乾坤，使中华传统文化绵延不绝，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带来辉煌。中国各朝各代都在神的呵护下，有序地奠基并完善着世人应有的文化底蕴、思想内涵。 4. 有容乃大 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的文化，都是建立在该民族的主要宗教信仰的基础上。然而多数宗教中信徒皆称自己信仰的乃“唯一真神”，视其它信仰为异端。西方历史上宗教战争绵延不绝。有学者甚至认为，世界上不同国家之间的争战，其根本原因都是不同信仰之间的冲突造成的。 而在中国，不同信仰的教堂、庙宇，隔街相望，相安无事。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宗教战争。而且历史上进入中原的，如蒙古、满族，也受益于中华传统文化教化，也将他们文化中之精华融入中华民族，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这就是中国文化巨大的包容性。 宇宙的神包含了佛、包含了道，也包含了其他形式的神，因此也不断在中国文化中奠定着“佛、道、神”的概念，以及如何修炼；同时奠定着人的道德伦理、各种普世的价值观，如“道、德、仁、义、礼、智、信”等等。 各民族的文化中都记载，创世主末劫之时一定会前来拯救所有的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创世主选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文化，在这里传最后救人的法，拯救所有民族、所有信仰的人，也就容易理解了。 一方面，这样的文化中铺垫了让生命来源、文化信仰各异的世人都能理解最后救人天法之因素；另一方面，在这样的文化中传最后的天法，易为执着于各自不同宗教的人所接纳。当然，从另一角度来说，这样有着巨大包容性、丰富博大的文化，也一定是创世主自远古就系统安排好了的，一步步地积淀、发展并传承至今，为的是在末劫时拯救所有的世人。 5. 历劫不灭 中华传统文化在神佑护下，历经几千年不衰，一直传承至19世纪中叶。西洋文明挟工业革命造成的技术优势，武力叩关，遂有“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此后，中华大地，变乱相乘，西来幽灵，藉机入侵。中华文化横遭摧残，花果飘零，命悬一线。 经共产党多年苦心经营、各种政治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各种暴力镇压、败坏宗教、废除信仰，加上党文化、无神论的灌输教育，年轻一代早已经没有了佛道神信仰，老一代人噤若寒蝉，被屠杀、镇压吓破了胆；传统建筑、古迹、寺庙、器物、文物等等被毁，神、人关系被进一步切断。 但毁坏了儒释道等各宗教门派，不等于世人无法被神唤醒。神为人类奠基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及其顽强的生命力在此时充分显示出来。 文革以后，中国人几乎信仰全无，精神空虚，文化生活极其贫乏。可当世人听到《杨家将》、《岳飞传》、《三国》、《水浒》等名著广播时，却是一时间街道冷清，家家聚精会神，生怕落下一集，连警察都不用执勤。正是几千年神传文化的积淀，重新唤起了世人心中的正念和久远的记忆。 人们为什么如此敬佩三国所演之“义”？ 世人凡提及“义”字，马上想起三国时代所演之“义”。刘备、关羽、张飞三姓英雄结拜之义，让无数后人仰慕、效仿，其重义轻利、舍生存义之品行、事迹脍炙人口。诸葛亮辅佐刘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后世忠臣楷模，堪称千古第一贤相。魏武大帝曹操昼讲武策，夜论经传，运筹决胜，统一北方；青梅煮酒识得刘备为英雄，却不乘人之危；言必有信，释放关羽；以君臣之义赢得四海归心。三国百年所演之“义”为整个华夏五千年传统文化规范世人之道德、品行写下浓重的一笔。 人们为什么如此感动于杨六郎、岳飞的忠？ 北宋六郎威震三关，杨门女将杀敌报国荡气回肠。南宋岳飞身经百战，从无败绩。惜乎欲直捣黄龙恢复江山之时，被奸臣秦桧所害，惨死风波亭。六郎、岳飞事迹千古传唱，即使不识字的百姓，读不了史书，也能通过听书看戏，识得奸邪，敬佩忠臣，口耳相传，教育后人。 中华五千年兴衰荣辱演绎中，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大戏， 一个个动人心弦的剧情，不仅使世人能识善恶、明是非、辨真伪、论忠奸，保持中华自古浩然正气，也在世人思想中、精神上、意识内、血脉里留下无法磨灭的烙印，无论中共政权如何打压、欺骗，也不能扼杀人们心中一阳来复的生机。 结语 世上七十亿众生，并非人人都信宗教，并非人人都信神。创世主不想落下一个人，但世人却需要有起码的道德底线，才配做人。这也正是世界上很多宗教的神为什么一再告诫人，要守住道德底线，等待神的归来。 人的道德下滑至崩溃边缘之日，即是灭顶之灾来临之时。而此时，只有神才能伸出其主宰天地的巨手，扭转乾坤，拯救好人出离最后的危难。 神为人奠定的文化底蕴和道德基础，就是在为人铺就这重生之路，是世人在最危险的时刻，能够听懂神所开示的天机，从而得救的唯一方法。而破坏这条救人之路，就是在毁灭人类。 共产党在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中，处心积虑地灭绝中华传统文化，就是要使人在道德崩溃的危难关头，阻绝所有的出路。当世人失去了这样的文化，以及在这样的文化薰陶、教化下而具有的道德品行，那么人将无法理解救人的神和神传的法，也将失去最后得救的机缘。 中华传统文化就是创世主为了最后救度众生，而在中国亲自奠定的文化。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特殊安排和目的。 第二章 红魔阴谋 毁灭人类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共产党宣言》以“幽灵”做开场白，绝非马克思一时的心血来潮。这个幽灵是在另外空间中由“恨”和宇宙低层各种败物构成的邪灵。它原本是一条蛇，到了表层空间的体现形式则是一条红龙。它与仇视正神、正义的撒旦为伍。这个邪灵的目的就是要毁灭人类，在神归来挽救众生的最后关头，让人不信神，让人的道德败坏到已经听不懂神的教诲而最终被淘汰，元神被永远销毁。 人们也许认为共产主义就像其它各种各样的主义一样，是一种人间的什么思潮，或者说是一种失败了的尝试。非也！共产主义不是思潮，也不是尝试，它不是人自己搞出来的什么东西。共产主义是魔鬼教义，是邪灵强加给人的、专门以祸害人间，毁灭人类为目的而来的。 如果说身在其中人们还看不出共产邪灵的诡计的话，如今我们回顾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共产邪灵精心安排的毁灭人类的路线图。 马克思及其追随者就是这个邪灵选择来实施其阴谋的人间代表，在地球上搞起了共产邪教。我们就从马克思的邪教信仰和邪灵的路线图说起。 1. 不为人知的马克思──信仰邪教 中国人最熟悉的西方人中，马克思当然要算一个。不过我们对马克思本人到底了解多少呢？其实很少。 马克思出生于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在他6岁那年，他父亲放弃了犹太教而转信基督教，马克思也在同一个教堂受洗成为基督徒。他曾在作文里热情洋溢地赞美上帝，但是后来神秘的事情发生了。马克思突然对上帝产生了不可思议的仇恨，一个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出现了。 西方的马克思研究者发现，马克思的转变是因为受到撒旦信徒的影响，也成了撒旦崇拜者。撒旦就是魔鬼，这一点会让很多中国人感到震惊。我们不妨从马克思自己的作品来一探他的魔变过程及充满暴力和仇恨的内心世界。 马克思18岁时写了一个叫《Oulanem》的剧本，其中写道：“毁灭，毁灭……伴随着一声狂野的嘶吼，说出对全人类的诅咒……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如果存在一种吞没一切的东西，我将跳进去，以毁灭这个世界。” 马克思心里那种莫名的仇恨、莫名的狂暴，让人不寒而栗。 在另一首诗《演奏者》（The Fiddler）中，马克思写道：“ 啊！我将黑血之剑，准确无误地插入你的灵魂……我从撒旦手中将它换来……我奏响浑厚、美妙的死亡进行曲。”在《苍白少女》（The Pale Maiden）中，马克思写道：“我已失去天堂……现已注定要下地狱。” 在《人之傲》（Human Pride）一诗中，马克思承认，他的目标并不是改善世界，而是要毁灭世界，并以此为乐。“带着轻蔑，我向世界挑战，在世界的脸上，到处投掷我的臂铠，这侏儒般的庞然大物倒下、抽泣、倾没，但它的倒塌仍不能熄灭我的喜悦。那时我将如神一般，穿越已成废墟的王国，凯旋而行。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火与业，我感觉与造物主平起平坐。” 马克思对世界的仇恨来自哪里？马克思在《绝望者的魔咒》（Invocation of One in Despair）中道出了一些端倪。 “在诅咒和命运的刑具中，一个灵攫取了我的所有；整个世界已被抛诸脑后，我剩下的只有恨仇。我将在上苍建起我的王座，寒冷与恐惧是其顶端，迷信的战栗是其基座，而其主人，就是那最黑暗的极度痛苦。” 马克思给他父亲的信中写道：“一个时代已然落幕，我的众圣之圣四分五裂，新的灵必须来进驻。” “一种真正的不安占据了我，我无法让这躁动的鬼魂平静下来，直到我和疼爱我的你在一起。” 马克思内心的变化当然引起了他父亲的焦虑。他在信中嘱咐儿子：“只有你的心保持纯洁、有人性的跳动，不让魔鬼令你的心疏离美好的情感，只有这样，我才能快乐。” 马克思的内心已然魔变，在《关于黑格尔》一诗中狂妄地写道： “因为我通过冥想发现了最深奥和最崇高的真理，所以我如同上帝一般伟大，我以黑暗为衣裳，就像‘祂’那样。” 马克思成魔之路现在也并非什么秘密，马克思的这些作品、通信和西方学者提供的大量考证都是公开的，只是共产党国家故意忽视罢了。据《马克思与撒旦》（Marx and Satan）一书的作者理查德．沃姆布兰德（Richard Wurmbrand）说，他曾联系过莫斯科马克思学院，被告知马克思的作品共有100卷之多，其中只有13卷被公开印发。 那个时候的马克思，他想的只是要毁灭世界，并没有想要为无产阶级、工人农民做什么。但是，马克思身为一个非常聪明且受过良好教育，同时内心又充满了仇恨和暴力、反对上帝、诅咒人类、崇拜魔鬼的人，这正是共产邪灵要寻找的人间代理，邪灵选择了马克思。信仰邪教、仇恨上帝的马克思本身不是无神论者。他把共产主义变成了信奉无神论的邪教，要用无神论共产邪教来与神作对，完成共产邪灵毁灭人类的使命。 于是，一场利用无产阶级来把人间搅个天翻地覆、血雨腥风的悲剧登场了。 2. 邪灵毁灭人类的路线图 血淋淋的共产革命，看似乱哄哄无序，实则是邪灵处心积虑的安排。邪灵的目标就是“中心之国”──中国。邪灵知道，搞定中国就能搞定世界。但是，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不可能容纳如此仇视神佛和崇尚暴力的共产主义。所以，共产邪灵的迂回阴谋就这样开始了。 第一步：在欧洲发端 1848年《共产党宣言》出台，马克思把仇视神的无神论和斗争哲学奉为共产主义的核心教条。“无神论”和“斗争”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为不信神，所以天不怕、地不怕，不惧善恶有报；因为崇尚斗争，所以敢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得没有底线。“无神论”和“斗争哲学”为共产党一百多年的血腥暴政奠定了理论和行动指南。 第二步：在苏俄试验 因为共产主义不得人心，直到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又过了近半个世纪，1917年列宁在俄国发动十月革命，才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苏联开始试验一系列害人的社会制度和整人的强制手段，为的是将来传给中共。 邪灵的目标是要进入中国。苏俄不过相当于一个跳板。 第三步：在中国生根 俄共处心积虑地扶持中共，寻找在中国的代理人，出钱又出力，终于孵出了一个中共政权。 表面上中共把苏联当作“主子”，誓死捍卫苏维埃，实际上苏联和东欧不过是这场大戏的配角，中共才是邪灵培育的主体。 第四步：美苏对峙 中共关起门来剿灭传统文化 二战之后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共产主义阵营。邪灵为了维持这个阵营，让苏联在军事上强大起来，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美苏军事对峙。看起来是美苏抗衡，实际上是给中共换来了空间和时间。有了苏联的“火力掩护”，邪灵就让中共腾出手来针对中国的神传文化下手了──要摧毁华夏文明，打掉中国人的信仰。 怎么破坏？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发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制造人伦浩劫，祭起无神论的大棒，以阶级斗争为纲，“恨，骗，斗，杀”，砸向中国五千年传承的文化，颠倒是非善恶标准，好的说成坏的，坏的说成好的，礼义之邦不复存在，活生生把有信仰的中华儿女洗脑成了不认祖宗的马列子孙。 第五步：苏联解体 中共上位 当中国的传统文化被中共破坏殆尽之后，中共也在这个过程中把整人的经验积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共产邪灵觉得中共已经邪恶到能够被利用来进行下一步计划了，于是，作为跳板、试验场和掩护体的苏联，其使命也就进入了尾声，偌大的一个共产阵营轰然倒塌，苏联退出了历史舞台，共产主义龙头老大的这张皮也就被中共继承了过来。 第六步：经济暴发 道德崩溃 随着冷战的军事对抗结束，一场经济大戏上场了。如何让一个被政治运动整得经济濒临崩溃的国家，快速暴发致富呢？ 邪灵安排了财富大挪移，把西方的财富转移到中国。为什么苏联解体后没有发生西方的资本和技术一涌而入苏联，而中共当上了共产主义老大，反而受到西方资本的青睐呢？人，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解释这个现象。其实背后根本的原因是邪灵的安排──到了苏联退场、中共登台唱戏的时候了。 细说起来，西方特别是美国人的“中国情怀”，也是为了这一刻。美苏对抗时期，中苏也交恶，闭关自守的中国显得形单影只。中共的邪恶主要表现在对自己文化的破坏、对自己人民的屠杀，而在国际上不出头，客观上让敌视苏联的西方对中国一直抱有某种好感。无论中共如何诋毁美国是“狼子野心”，美国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却总有一种特殊的情怀，也许这就是世人对“中心之国”的情结吧。 总之，大戏开场之后， 海外巨额的资本和西方上百年积累的技术，呼啦啦决堤一般冲向了中国。遇上了勤勤恳恳、不畏辛劳而心灵手巧、被中共整得穷怕了要拚命赚钱的中国人，一场“经济奇迹”就这么发生了。以市场为诱饵，全世界的钱都往中国跑，以万亿计的美元进入中国，西方国家的市场都对中国打开，赚取的外汇又回到了中国，西方资本家赚的钱又留在了中国，中国的外汇储备疯狂般暴增，都到了多得犯愁怎么用的地步。同时，中共按汇率印出数倍于外汇的人民币投放到市场，让整个社会的钱多得不得了，然后又是房价一路飙升，需要天文数字般的货币来消化，于是中共的印钞机简直就停不下来。 财富，一夜暴涨的财富，连中国人自己都惊讶，怎么来得这么快、这么容易呢？表面上好像是因为中国人勤劳苦干，其实如果没有邪灵在背后操控的财富大挪移，是暴富不起来的。 自古以来，正常社会的经济发展都要有相应的道德水平来支撑，此之谓“富而有德”；邪灵有意识地在中国反其道而行之。有道是“土包子开花更厉害”，从“越穷越光荣”的“禁欲主义”到“一切向钱看”的“性解放”时代，民众的道德日益下滑，不断突破着道德底线。让道德下滑的同时，却打造了一个快速崛起的经济体，形成了一个庞然大物般的“经济怪胎”。 邪灵安排这场“经济奇迹”的目的很简单：没有经济上的强大，中共就没有对世界的发言权。但是，邪灵并不是为了让中国强大而安排这一切的，邪灵是要让世界在经济上和国际事务上有求于中共，在中共继续把中国人的道德推向深渊时、迫害中国人的信仰时，整个世界能够保持沉默，视而不见。同时，还要让道德堕落了的中国去把世界的道德也拉下来，走向“共毁”。 不过，邪灵在利用“全球化”玩财富大挪移，让中国一夜暴富的花招时，也定下了让这种财富消失的机制。西方民众早晚会起来反对财富的大挪移。一旦其政客面临来自选民的压力，这些国家也会改弦更张，甚至联合起来对抗中共，中国虚胖的经济根本就不是对手。同时，没有道德的经济是不会持续发展的。在安排了不计道德成本的经济暴发的同时，就埋下了未来道德成本过高而导致经济崩盘的伏笔。 第七步：中共用经济捆绑“全世界的道德” 西方人说，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投资中国是为了让中国在经济发展之后自动转型到民主自由。邪灵盘算的是用经济利益来套住西方，用贪欲让西方丧失他们的道德原则而成为中共的帮凶，用经济利益把西方跟中共绑到一条船上。事实也证明在利益面前，民主、自由变得一钱不值。与此同时，潜伏在西方社会的共产主义思潮借尸还魂，从西方内部撕裂社会，制造混乱，为中共极权摇旗呐喊。 什么是普世价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真、善、忍”就是普世价值。当这样的价值受到中共严厉打压的时候，当历史需要西方社会抵制中共暴行的时候，西方在经济利益面前沉默，甚至助纣为虐了。在这个意义上，西方自由社会既促成了这种局面，自身又成为其受害者，和中共一起走在“共毁”的路上。这就是邪灵要达到的目的。 世人有没有机会摆脱邪灵的控制，挫败邪灵的阴谋呢？当然有，那就是主动回归道德，不要被心中的贪欲所主宰，为眼前的所谓“繁荣”而迷失。陶醉于这种梦想中，认不清共产阴谋带来的危机，人类危险至极。 3. 中共──万变不离其邪 有人会问，中国已经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今天的共产党还是昨天的共产党吗？ 我们站在一个更大的框架里，从“宣扬无神论和斗争哲学，骗、斗、杀，破坏传统文化，败坏道德”这条主线来看看中共变没变。 1）前后三十年 一脉相承 前三十年“路线是个纲”，用路线问题大搞权力斗争；后几十年一样上演着派系间黑箱政治的“篡党夺权”； 前三十年“抓革命，促生产”，“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挖出的阶级敌人越多，官儿做得越大；后几十年是用经济来维护统治的合法性，追求血腥的GDP至上，不顾及民生与环境，只为升官发财； 前三十年让民众仇恨“国民党反动派”、仇恨“美帝野心狼”；后几十年让民众仇恨自由及西方民主理念、仇恨“真、善、忍”的普世价值观； 前三十年“与天斗与地斗”，“敢叫日月换新天”，改造山河，破坏自然；后几十年为了发财致富，急功近利，污染环境，浪费资源，透支子孙后代的生存资本； 前三十年有“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破四旧”、“文革”、“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各种政治运动；后几十年有“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镇压天安门群众运动、迫害法轮功、镇压维权民?、打击维权律师等各种运动； 前三十年煽动夫妻反目、父子互揭，制造人伦悲剧，鼓动告密，致使人人为敌；后几十年发生的所谓“揭批”法轮功有过之而无不及，开办无数的洗脑班，利用亲情、就业、工资、住房来要挟，强制转化； 前三十年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制造多少冤假错案，杀害了多少无辜的生命；后几十年发生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及良心犯器官牟取暴利，更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 前三十年崇拜挂在墙壁上的毛像；后几十年崇拜印在人民币上的毛像，都是远离神的肮脏行为； 前三十年用无神论洗脑，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后几十年在迫害民间传统信仰时发起的那一场无神论的宣传，用科学的大棒打击传统信仰，那种媒体宣传的邪恶程度，从报纸、电台、电视到无远弗届的互联网，可谓前无古人； 前三十年用斗争扼杀人性，让人不敢讲真话，谎言假话大行其道；后几十年更是爆发了“诚信危机”，假货遍地，毒食品盛行。假烟、假酒、假奶粉、假车票、假文凭……大概凡是能买到的商品、有价值的证件、牌照，都有造假的。利用高科技做出的种种有毒食品，是前三十年的人想都想不到的； 前三十年有“亩产万斤”的荒唐造假；后几十年有“天安门自焚”骗局，不知蒙蔽了多少人，搅动起多少仇恨； 前三十年是闭关锁国，关起门来一言堂；后几十年是信息封锁，敏感词过滤，实名制监控； 前三十年是砸孔庙，破坏传统文化；后几十年是修孔庙，因为孔庙可以发展旅游经济来捞钱，糟蹋传统文化； 前三十年政治挂帅，破坏传统文化，打掉传统信仰，用政治的手法搞经济，出现了濒临崩溃的经济危机；后三十多年一切向钱看，用经济手法搞政治，用金钱物欲和情色迷乱来填补信仰真空，带来的是触目惊心的道德危机。其实，过去的经济危机里包藏着道德危机，只是等到今天物欲横流的时候才总爆发；今天的道德危机也包藏着经济危机。经济是人的行为，人是受道德支配的，所以经济归根到底受制于道德和信用。没有道德的经济必然走不了多远，危机的爆发也是迟早的事情。 …… 我们可以一直对比下去，但是已经没有必要了。共产党的统治手法不断变换，其邪恶本质和终极目的没有变，而且永远不会变。 2）破坏文化 败坏道德 一以贯之 纵观中共前后几十年，破坏文化、败坏道德始终是共产邪灵祸害中华的核心。文化与道德是唇齿相依的。传统文化的破坏，会带来社会道德的堕落；反过来，道德的堕落又会直接反映到文化中，导致文化的进一步变异。二者一旦形成了恶性循环，就会造成品行和道德标准双双整体下滑。曾经认为是不道德的事物，会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新常态”了。 过去人们看到有人偷东西，会挺身而出，现在可能会责怪被偷的人不小心；过去看到有人婚外情，人们会鄙视这种人，现在看到官员们包二奶、三奶，可能会埋怨自己没本事；过去看到有老人跌倒，人们会毫不犹豫地把老人扶起来，现在可能会害怕被人冤枉而不敢去扶一把；过去做学问的看到有人抄袭作假，人们会义愤填膺，现在可能也随波逐流…… 谁偷走了我们心中的善良？ 正是中共。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带来的道德堕落，催生了今天的文化道德标杆一起下滑的邪恶环境。人们生活在这样的变异文化中已经很难觉察到道德标准的下滑了。 人，都有佛性和魔性，就是说人的心中都有善和恶的两面。你的善良有多少是来自中共无神论洗脑灌输的，或者在人整人的斗争运动中薰陶出来的，或者在一阵风的学习“先进人物”过程升华中上来的？一点儿都没有。 你的善良来自你的天性，来自你骨子里祖先的血脉和文化沉淀，来自家庭和他人正统的言传身教。你的善良不是中共给你的。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有善良，就帮中共涂脂抹粉说是中共给你制造了善良，那就上了中共的当。共产邪灵就是要把你心中还存有的那一丝善良、那一份道德彻底给破坏掉、化作青烟消散了去才罢休呢。 4. 先给人点甜头，再让人吃尽苦头 值得一提的是共产党动员人民起来闹革命的一个基本套路，就是用所谓的甜头把人引诱来，再灌输仇恨让他们去打倒共产党的所谓敌人，然后再卸磨杀驴。“打土豪分田地”，把农民煽动起来了，等到合作化时，再让这些农民一无所有，成为了共产邪教的祭品。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吃饭不花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导致了在风调雨顺年间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大家畅所欲言，知识分子高兴得忘记了是在跟谁打交道。一场“反右”让多少精英吃尽苦头，甚至丢了卿卿性命。“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红卫兵以无比狂热的“革命热情”，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破坏。等到没有了利用价值，“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声号令，上山下乡，他们就被驱逐到了农村和边疆，整整害惨了一代人。这些荒诞悲剧不能简单归结于某个领导人的罪恶之举，而是共产邪灵在利用政权败坏文化、破坏人与人的关系，并摧毁道德。 到了今天，仍然在上演着这样的戏码。经济发展给人带来了甜头，人们就只顾眼前利益，而忘记了道德。表面上看，人人都想赚钱，而且是赚快钱，“道德值多少钱一斤？”大家不在乎，或者在乎也没有用，就懒得在乎，反正忙着捞钱就显得这个社会充满活力，“生机勃勃”、“风光无限好”。 这种“甜头”的后面，是让人的聪明用不到正道上，老用到歪点上。坑蒙拐骗，假冒?劣，山寨抄袭，好大喜功，浪费资源，破坏环境，不计后果，处处体现出中国人的“精明”和“聪明”，就是用的不是地方。 多年来人们一直在纳闷，为什么三十多年的发展没有创造出知名的国际品牌？为什么号称拥有自主产权的高端产品的核心部件其实大都依赖进口？为什么航母、军机、高铁上的不起眼的螺栓全都依赖进口？为什么中国年产400亿支圆珠笔，可笔珠也要依赖进口？ 发明创新，基础研究，都是要静下心来做的，靠的是兴趣、毅力、常年的奉献，需要的是一个有着沉稳的国民心态的大环境。中国人被逼成一门心思挣快钱，投机取巧，无所不用其极，做不出来就偷。“偷技术”已经变成了一门“高大上”的正经职业了，完全没有了我华夏礼义之邦的道德耻辱感。退一步讲，靠东拼西凑地偷也不可能造就一个完整的基础科技体系。 邪灵的目的并非让人过上好日子，也没有安排什么国家的复兴，给人一点甜头，苦头还在后面呢。现代经济起飞并能持续稳定发展的两个翅膀──法治（而不是法制）和信用（而不是关系）──恰恰是中国最缺乏的，而“依法治国”和“信用社会”的根基就是道德。“因为不讲道德，经济才能暴发；因为没有了道德，经济必然垮塌。” 西方的政客商人们，何尝不是如此呢？很多人尝到点儿甜头就一头扎进中共的怀抱，那可是共产邪灵的怀抱。刚开始的时候政客商人们还挣扎着为自己的良心辩护，但是，一步一步利益陷得越深就只能任由中共摆布了，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邪灵。 5. “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所揭示的秘密 纵观共产党国家，夺得政权之前，是利用工人和农民当炮灰?革命，夺得政权之后，工人和农民仍然是被压迫的最底层，看看那些所谓的革命老区，人民仍然苦不堪言。中共的前三十年工人和农民苦，“改革开放”后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几亿农民工为中国的经济打拚，却永远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一个户籍制度就把多少人变成了“二等公民”。共产党的既得利益集团占有了绝大部分的国家财富。 特权阶级能够腐败到什么程度呢？ 能够腐败到让共产党丢掉政权的地步。正是在“打老虎”的“反腐斗争”中，人们才能窥视到共产党的腐败如何的触目惊心。几个亿、几十亿、几百亿的贪腐，已经成为了常态。据调查显示，中国大批离退休高干长年占据40多万套宾馆式的高干病房，这项开支一年就是500多亿元；再加上在职干部的疗养，每年用于政府官员的公费医疗费高达2,200亿元左右；也就是说，全国用于卫生的财政开支的80%，是为850万以高级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 可是养活他们的工人和农民却在“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上不起学，养不起老”中苦苦挣扎。 其实，工人和农民摆不脱的苦难，正揭示了共产主义的一个邪恶的秘密。 共产主义声称要实现一个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消灭私有制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人间天堂。 我们来看看其中最重要的消灭阶级这一条。如何消灭阶级呢？马克思主义说，消灭阶级的途径是让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过渡到共产主义。 如何能让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消失呢？马克思没有说，只是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可能会很长。 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这个政权大大小小的各级领导人就成了新的特权阶层，也就是特权阶级。因为不信神，“天不怕、地不怕”，所谓“共产主义道德”也就只能是动听的口号而已，他们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人民的“仆人”。 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工人和农民，除了进入特权阶级的个别人，绝大多数到头来还是被特权阶级压迫的受害者。 消灭阶级的本身又在创造着新的阶级，一切又回到了原点，如此往复，折腾来折腾去，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 “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揭示了邪灵安排共产主义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给它安排出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根本就不可能实现，难怪马克思也就不说如何过渡了。 从人的层面上看，马克思主义就是走到哪儿算哪儿，不了了之而已。 这个“不了了之”的背后，隐藏着共产主义的天大阴谋──毁灭人类。 6.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毁灭人类 说起共产主义，人们想到的可能就是杀杀杀。共产主义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杀人的历史，包括没有针对性地滥杀无辜和有针对地杀掉那些不屈服的人。 共产主义是反宇宙的力量，为天理所不容，所以它自从出现就一直处于危机中，为了维持其存在，就在危机中不断助长它的各种强制手段，包括杀人。共产党的手法就是先给人一点甜头，让人跟着闹“革命”，不过很多跟着共产党的人也都被共产党杀掉了，没杀光的也被培养成它们的杀人工具。这形成了共产党的招牌性特征──对自己的同党、对自己的同胞的无情杀戮。但是这种杀戮并不是它的真正目的。杀人不过是在制造恐怖之场，让人屈服顺从它的安排以达成其终极目的。 由“恨”和败物组成的共产邪灵，在人间安排了这一场共产主义革命，目的就是通过破坏传统文化、败坏道德来毁灭整个人类。要让人彻底背叛造他们的神、让人败坏到根本无法听懂神的教诲，远低于神给人定下的道德底线，此时神也不得不舍弃这些人。那这种人就只有被毁灭了。 人肉身的死亡并非生命的真正死亡，元神还会轮回转生，但当一个人道德败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元神就会被彻底销毁，那才是最可怕的、生命真正的死亡。 这种毁灭才是共产邪灵的终极目的。 放眼当今世界，世人将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共产因素弥漫世界，魔鬼已经占领了天下。共产恶魔所刻意灌输给人类的各种变异观念，不知不觉中已经在全球泛滥，甚至被迷失的人们将其当成了他们自己的想法和愿望。人类的是非善恶由此而大幅度地倾斜、颠倒。共产红魔的阴谋几乎已经得逞！ 当共产邪灵即将在狞笑中庆祝它的胜利的时候，绝大多数世人却认为它走向了失败。世人处于毁灭的边缘，却还蒙在鼓里。还有比这更危险的境地吗？ 慈悲的神没有忘记人。在魔鬼策划阴谋的时候，神也安排了在危机中最后唤醒人类。神给了人选择善与恶的自由意志，但是人最终选择哪条路要靠自己。 只有整个社会道德复苏，心灵净化，恢复传统，重建对神的信仰，人类才能逃过劫难。时不我待！人类到了猛醒的时候了。 第三章 暴力杀戮 恶贯穹宇 引言：共产邪灵一路杀 说起共产党，人们最重要的印象就是一个字：杀。共产党的杀，大多发生在和平时期，至少也是在自己占领的地盘上。中共肃反就杀了10万红军，后来的延安整风、土改斗地主，一直到1949年以后的一连串政治清洗运动，杀人无数。 无论是战争，还是历史上的暴君，都是先有了敌人才去杀人。共产党是反其道而行之，为了杀而去找敌人，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敌人来杀。 共产党为什么嗜杀？因为“杀”是共产邪灵为其终极目的在人间布下恐怖之场的战略措施。共产党把“杀”当作了一门“学问”，一种“艺术”，把“杀”做到了极致。 共产党怎么杀？用刀把子杀，用饭碗杀，用舆论杀。 用刀把子杀，就不用多说了，对于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共，那是看家本领。 什么叫“用饭碗杀”？就是卡住人的饭碗，不服就不给饭吃。多少知识分子，被共产党用饭碗逼得下跪。中国的士人，自古以来，都讲骨气，不为利诱所动。古时候，没有了官家的俸禄，还可以自谋生路。典故“不为五斗米折腰”说的就是陶渊明受不了贪官的侮辱，还可以豪气万丈地交出官印，去追求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中共把所有的社会资源全部控制起来，不给饭碗，人就只有死路一条。 用舆论杀人，也是共产党的一大特色。因为掌控了一切舆论工具，想打倒谁，就打倒谁；说谁是坏人，谁就是坏人；说谁有罪恶的一生，谁就有了罪恶的一生。 共产党杀的是什么？共产党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争，所以是杀天、杀地、杀人。 杀天——以“无神论”的名义杀掉对神佛的信仰，为“无神论”开道； 杀地——以改造山河的名义践踏自然，破坏环境，实践“无神论”无法无天的“大无畏”； 杀人——杀同党，把满足不了党邪恶要求的成员清洗掉，以强化提炼党性的邪恶；有针对性地杀精英，杀掉那些对实施邪灵计划有阻碍的人，包括作为文化传承者的社会精英；漫无目的地滥杀，挑动群众斗群众，为的是营造和维持那个杀气腾腾的恐怖场。 杀，有几重目的。一是消灭被制造出来的敌人；二是让杀人者手上沾满鲜血，与党共同犯罪，有了原罪，不得不和共产党一条心，变成共产党的杀人工具；三是打造红色恐怖的环境，震慑所有人。这一切的“杀”，都是为其破坏文化、败坏道德开路的。 特别是共产党对宗教中的修行者和知识分子的屠杀，是有意制造文化断层，割断后人与传统信仰和传统文化的联系。这是让人类败坏并走向最终毁灭的计划中极为重要但却常常被人忽略的部分。 杀要杀到什么时候？ 共产党的公开杀人，不光是用恐怖压弯人的脊梁，还要将杀出来的恐惧融到人的血液里，变成恐怖基因，一代一代地传承。 杀到这个地步，共产党就会从公开杀转成暗地里杀。 “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文革”，那是公开杀，甚至号召群众围观，就是要杀给大家看。1989年“六四”是半公开地杀，事后矢口否认；等到了1999年迫害法轮功，就不公开杀了，后来披露出的大规模活摘器官，那都是捂得严严实实地躲着杀。 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杀人的历史。没有“杀”来开路，要把“无神论”灌输到中华大地，要把华夏民族变成“无法无天”的民族，要把中国的神传文化打掉，是根本做不到的。 1. 苏俄预演 为了毁灭人类，共产邪灵首先要毁灭中华文化。“邪灵”挑选了中国的近邻，也是地理和人口上的大国苏联进行预演。苏联离中国很近，可以成为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上支持中共的方便力量；也因为苏联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才能逃过刚刚建立时欧洲各国的围剿以及后来二战时德国的进攻，共产主义才得以在那里苟延残喘。 苏联刚刚建立，便用其国力“输出革命”。它将中国作为输出革命的重点，派遣维经斯基到中国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再通过鲍罗廷让国民党接受“联俄容共”政策，以让中共附体在国民党上迅速成长。 苏联刚刚成立就试验了以暴力杀人制造恐怖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列宁认为“专政是直接凭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赋予了契卡不经审判随意杀人的权力。研究表明，从1917年到1922年，直接被契卡绞死和枪决的人数就达到数百万。仅1921年一年，苏共制造的饥荒就饿死了大约500万人。 苏联的另一项重要试验，是通过暴力建立起以“无神论”为基础的共产邪说一统天下的局面。其它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宗教还是传统文化自然都在消灭之列。 1917年攫取政权后，列宁立即大打出手，开始用暴力、高压打击正教、正信，破坏文化，迫使世人道德败坏而离开神。这也是为了破坏中国文化进行的预演。 列宁一方面继续宣扬无神论，“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上，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无可非议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1917年布尔什维克掌权的第一天起，就把暴力毁坏文化、消灭对神的信仰作为其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 列宁死后，斯大林继承衣钵，于上世纪30年代开始了极其残酷的大清洗，除了共产党内的人士之外，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亦在清洗之列。 斯大林曾向全国宣布要实施“无神论五年计划”，在完成这个计划之时，最后一座教堂将被关闭，最后一位神父将被消灭，苏联大地将变成“共产主义无神论的沃土”，再也找不到一丝宗教痕迹。 根据保守估计，在“大清洗”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神父多达42,000多人。到1939年，整个苏联只有一百多座东正教教堂对外开放，而在十月革命前则有40,437座。全苏联境内东正教教堂和修道院被关闭了98%。这一时期，更多的文化精英、知识分子被判刑，或被送往古拉格集中营，或被枪杀。 从斯大林死后直至苏联解体，苏共政权都在继续打击各类文化精英及宗教。著名的俄罗斯小说家、历史学家索尔仁尼琴估计，斯大林共造成6,000万人非正常死亡。 因为中国是人类五千年大戏的舞台，人间正邪大战要在中国上演最后一幕，所以苏联共产政权所扮演的预演角色完结后即烟消云散，土崩瓦解，曾经喧嚣一时的共产主义阵营也告解体。 2. 中共登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法西斯主义被消灭，但却催生了邪恶的“共产主义阵营”。其势力最大时，占据了全球人口及地球版图的三分之一。从杀人数量、迫害文化的深度和广度来看，中国共产党是所有邪恶共产政权中最邪恶的。它在中国的文化灭绝行动就经过非常系统而精心的策划。 中华传统文化是创世主为了最后救度众生，而在中国亲自奠定的文化。毁掉中华传统文化是共产邪灵的首要目标。它深知，暴力能够毁灭的只是人的肉体，通过暴力及其它各种手段毁灭文化，才能够毁灭中国人的灵魂。所以在有计划地用暴力残杀精英阶层之时，它也摧毁着传统文化中世人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及物质载体，进一步割断神与人的联系，达到其毁灭传统文化进而毁灭人的目的。 在暴力毁坏这些基石，让这些精英消声、消亡的历次运动中，共产邪灵集人类恶行之大成，亦在成熟其暴力杀戮、强迫洗脑、欺骗镇压的各种手段和伎俩，为其今后正邪较量中登峰造极的最后一搏做好充分的演练。 与此同时，它们还有计划地、系统地建立了邪恶的“党文化”，并用其培养、训练没杀掉的世人，把他们变成共产邪灵继续杀戮更多世人的工具。 共产邪灵也深谙怎样利用世间一切经济利益、政治洗脑等手段让世人就范，听从其摆布。一次一次的运动、镇压、杀戮，使它们对这些手段越用越娴熟。 3. 屠杀精英 乡村中的地主、绅士阶层及城市中的商贾、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这些文化精英帮助承传着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毁掉这些精英们是摧毁传统文化的重要一步。于是，中共制造敌人，开始在农村屠杀“地主”、乡绅，在城市中杀“资本家”，在制造恐怖的同时洗劫社会财富。 中共建政前后的所谓“土地改革”，或曰“打土豪、分田地”，就是通过暴力杀害农村的文化传承者。中共显然并不想把土地交给农民。它还是用一贯的伎俩，先给农民一点甜头，在完成了农村对地主、乡绅的屠杀和文化的毁坏后，立刻通过“合作化”收回了分给农民的土地。结果广大的农民还是继续受苦。 城市有产者也成了中共屠杀的对象。这既是为了抢劫他们的财富，也因为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维持社会安定繁荣的力量、传统文化的承传者，甚至是具备西方自由人权思想的群体。 宗教中的僧人、道士起到了传播佛道修炼经典的重要作用。中共将矛头对准文化中与信神直接相关的部分，即“宗教”，在经过屠杀、判刑、洗脑、强迫还俗、歪曲教义后，以完全听命于中共的宗教痞子为首，建立佛教协会、道教协会等，将这些协会作为中共控制和摧毁宗教的工具。 无论是宗教中的出家人，还是世俗中的精英人士，如果一旦消失，文化就将出现断层。与剿灭宗教同步进行的是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通过所谓唯物主义、无神论和进化论教育，对学生系统地洗脑，灌输对传统文化的仇视。又通过“反右”运动，将不听话的知识分子全部发配劳改，打入社会最底层，用“饭碗”和“舆论”来杀，让这些过去掌握话语权、主导社会舆论的“士大夫”成为被鄙视和嘲弄的对象。 “反右”之后，无论在家庭、学校里，还是在社会上，都已经听不到独立的声音。学生们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不仅不相信神佛，对于传统的文化与艺术也毫无敬畏之心。但中共对此并不满意，毕竟年岁稍大的人还保留着对传统文化的记忆，文物古迹等传统文化的载体也随处可见，传统的价值仍通过各种艺术形式传播。因此，中共利用建政后被洗过脑的学生，利用他们青春期骚动而叛逆的心理发动了“破四旧”运动，让中华文化陷入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面浩劫。 在对这些人的屠杀中，中共一举数得，用意歹毒至极：第一，可以制造恐怖氛围以吓阻所有的反抗企图；第二，洗劫社会财富以为己用，加强政权的力量；第三，将百姓置于贫穷和动荡之中，让百姓除衣食之外无暇他顾，不再有时间和精力接受教育、传承文化；第四，让百姓对这种暴力感到麻木，因为面对这样的反人类罪行，如果不麻木神经、不想办法说服自己认可杀人有理，就唯有奋起反抗一途。这个过程也就是挟持人的道德下滑的过程；第五，则造成中国文化的断层，让人丧失凭文化而最后得到创世主救度的机缘。 上述五个目的，现在中共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我们不妨从中共屠杀的方式和被杀的人数来加以分析。 1）乡村与城市中的屠杀 中共在1950年3月发出了《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称“镇反”运动。1951年2月，中共指示，“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当时中国6亿人口，至少有60万人头落地。中共公布，到1952年底消灭的“反革命分子”是240余万人，实则遇害的最少在500万人以上，占当时人口的近百分之一。 从一个数据中，我们可以知道这种屠杀对文化造成多大的伤害。“1949年，（上海）黄渡地区的青壮年中，81.4%是文盲。在贫农、下中农的家里找不到一个识字的人。如沈家?村1949年前24户人家，有19户三代都没有进过学堂，家家户户连一支铅笔也找不到，写一封信都要去四里以外的镇上求人。”也就是说，杀掉农村的所谓地主富农，也就是几乎杀光了农村里读书识字的人。 如果“镇反”和“土改”主要杀地主、乡绅，接下来的“三反五反”运动就是屠杀城市中有资产的人士，也就是城市中受过传统教育、懂得如何经营企业或商业，或者了解西方自由社会的人。这是在城市中制造恐怖氛围并洗劫财富。 2）剿灭宗教，割断与传统信仰的联系 传统信仰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毕竟文化是神传给人的，而传统的信仰则是神直接建立的。在中国，影响最深远的是道家、佛家和儒家的信仰。他们告诉世人什么是佛，什么是道，怎样做人。几千年来人们信神敬佛，保持着道德水准不至于下滑得太快。 1950年，中共对各地政府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全面取缔会道门，即当地的宗教及帮会组织。在这场波及全国乡镇的运动中，政府动员了它们认定的“可依靠阶级”揭发打击会道门的成员。各级政府参与解散“迷信”组织，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佛教等组织。要求这些教会、佛堂的成员到政府登记并“悔过自新”。如不按期登记，一经查明，即予严惩。1951年政府明文颁布，对继续会道门活动者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 中国的各种宗教团体在中共的暴力迫害下瓦解了，佛教界、道教界真正的信徒们被镇压或残杀，剩下的很多还了俗，还有很多是不公开的共产党员，专门穿着袈裟、道袍歪曲佛经、道藏，从这些经典中为中共的运动找根据。 正教被毁，乡村地主、绅士阶层、城市商贾被杀的杀、关的关，剩下的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3）思想改造，无神论占据学校 中共对知识分子精英的改造、镇压、剿灭也有着系统的安排。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等院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始于中共建政初期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红墙将塌 全民唾弃中共的时代已到来 发表：2023-11-21 01:0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看中国2023年11月20日讯】11月19日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在纽约法拉盛举行庆祝《九评共产党》发表19周年集会，庆祝《九评》引发的退党大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蓉在集会上演讲，下面是她的发言全文。 “今天是《九评共产党》发表19周年的纪念日，我们在纽约法拉盛举办集会。《九评共产党》的广泛传播，在全球华人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并直接引发了滚滚的退党大潮。 19年后的今天，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四亿两千万，并且每天有大约五万甚至更多的华人，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加入到滚滚退党洪流中来。退党、退团、退出中共党团队的邪恶组织已为民心所向，一个全民唾弃中共政权的时代已经到来，红墙即将倒塌，退出中共保平安！ 《九评共产党》第一次全面深刻地揭露中共反人类的邪恶本质，将其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惊醒了被严重洗脑欺骗的中国人。人们开始反思，醒悟到为党献出生命的毒誓必须通过声明退出，才能拥有生命的未来。 为传播《九评共产党》，唤醒身陷危难之中的同胞，千千万万的优秀的中华儿女、有志之士、无名英雄们，冒着被抓捕、被抄家、被酷刑折磨甚至活摘器官的危险，秘密印刷、下载、打印散发到城市乡村，使《九评》这本奇书得以在中华大地广泛传播，唤醒了亿万被邪灵迷惑、被谎言欺骗的同胞们。 在此，让我们对这些为传播《九评共产党》、特别是在极权中国冒着生命危险传播《九评》、传播真相劝三退的英雄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红墙正在倒塌，一个划时代的新旧交替的历史关键时刻正在展现。天意尽显！期待更多的人在善与恶之间做出明智的选择，不负生命的重讬！不负创世主的慈悲召唤！ 在此，我呼吁中共体制内的有志之士公开退党，为尽快解体中共，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呼吁在迷茫观望中的中国同胞们快快醒来，抓住这万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尽快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抹除毒誓，拥抱新生，迎接光明未来！” 2022年8月3日，在退党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等组织的人数突破四亿。有网友感叹，这是退党运动新的里程碑，也是全球去共化的重大事件。“四亿中国人堂堂正正地从心灵上抛弃中共，除去邪恶印记，摆脱枷锁，拥抱自由新生，可喜可贺！” “十八年来，在全球“三退”义工不懈的努力下，《九评》等揭露中共的真相资料广泛传播，各行各业中国人了解真相后纷纷退出中共，其中包括许多官员和精英。每一份退党、退团、退队声明的发表，都等于拆下了中共红墙的一块砖，红朝垮塌正加速进行。当前，中共已至穷途末路，内忧外困无解。中共党魁对内侵犯人权，导致民怨沸腾；对外扩张渗透，招致各国抵制。中共在道德、文化、健康与生命安全、国际秩序等方面造成巨大破坏，其流氓本性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众所识破。抵制中共及共产主义的渗透渐成国际共识。” 希望中共垮台这天早点到来，让人民过上正常生活。 有网友还警告，中共垮台之日，就是中共恶棍被清算之时。

朋友：您好！ 在此与您相遇，想与您结个善缘！ 并与您分享国内禁书《九评共产党》， 愿每一个善良的中国人都了解真相。 唤醒百花，春就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九评共产党》 大纪元系列社论 2004年11月 http://dajiyuan.com http://epochtimes.com 目录 【公告】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 4 【九评之一】评共产党是什么 5 前言 5 一．以暴力恐怖夺取和维持政权 5 二．以谎言为暴力的润滑剂 6 三．不断变化的立场原则 7 四．以党性取代和消灭人性 8 五．反自然和反人性的邪灵 8 六．邪灵附体的特征 9 七．反省自己摆脱中共附体 10 【九评之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 10 前言 11 一．共产党起家是其积中外邪恶之大全的过程 12 二．中国共产党不光彩的起家史 16 三．党邪恶基因的表现 20 结语 22 【九评之三】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 23 前言 23 一．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 23 二．工商改造——消灭资产阶级 24 三．取缔会道门与镇压宗教 24 四．反右运动——诛心全国，以为其用 25 五．大跃进——指鹿为马，以试其忠 26 六．文化大革命——邪灵附体，乾坤倒转 26 七．改革开放——暴虐未变与时俱进 28 八．全国洗脑，画地为牢 30 结语 30 【九评之四】评共产党是反宇宙的力量 32 前言 32 一．与人斗，灭绝人性 32 二．与地斗，违背自然，其祸无穷 34 三．与天斗，迫害信仰，否定人对神的正信 36 结语 37 【九评之五】评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 38 前言 38 一．相似的发家史带来相同的危机感 39 二．江泽民与中共同样惧怕“真善忍” 40 三．江泽民和中共之间相互利用 42 四．江泽民如何利用中共迫害法轮功 43 五．江泽民从内部打倒了中共 47 结语 48 【九评之六】评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 48 前言 48 一．共产党为什么要破坏民族文化 49 二．共产党如何破坏传统文化 52 三．党文化 57 结语 60 【九评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 61 前言 61 一．杀人如麻 63 二．杀人手段极其残忍 66 三．党内残酷斗争 69 四．输出革命，海外杀人 69 五．家庭的毁灭 70 六．杀人模式及后果 71 结语 74 【九评之八】评中国共产党的邪教本质 75 前言 75 一．共产党的邪教特征 75 二．共产党邪教的危害 79 三．共产党邪教的本质 81 四．共产党的末日论--“亡党”恐惧 81 五．共产党邪教的生存法宝─残酷斗争 82 六．共产党邪教的恶变 84 七．对共产党邪教统治的反思 85 结语 87 【九评之九】评中国共产党的流氓本性 88 前言 88 一．共产党的流氓本质从来没有改变 88 二．经济发展成为中共的祭品 90 三．中共的洗脑术从“赤裸裸”走向“精致化” 92 四．中共的人权伪装 93 五．中共流氓嘴脸面面观 96 六．流氓嘴脸大暴露：以国家恐怖主义铲除“真善忍” 100 七．“中国特色”的流氓社会主义 100 结语 102 ________________ 【公告】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 在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政权倒台十几年后的今天，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早已被全世界所唾弃，中国共产党走入坟墓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但是中共在彻底垮台之前，却力图将其命运与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古国绑在一起，这是我们民族的大不幸。如何看待共产党，如何过渡到一个没有共产党的社会，如何延续我们民族的薪火传承，已经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具体问题了。 大纪元将于今天开始发表特别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给为祸人间一个多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盖棺论定。 纵观八十多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其所到之处永远伴随着谎言、战乱、饥荒、独裁、屠杀和恐惧；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观被共产党强力破坏；原有的伦理观念和社会体系被强制解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和谐被扭曲成斗争与仇恨；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与珍惜变成妄自尊大的“战天斗地”，由此带来的社会道德体系和生态体系的全面崩溃，将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拖向深重的危机。而这一切灾难都在共产党精密的策划、组织和控制下发生着。 “无可奈何花落去”，现今苟延残喘的共产政权已经日暮途穷，它们的崩溃指日可待。在其彻底灭亡之前，我们有必要全面反思和揭露这个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全的最大邪教组织，让仍旧被共产政权欺骗的人们认清它十恶俱全的本质，从精神上肃清共产党的流毒，从心理上摆脱共产邪灵的控制，跳出恐惧的枷锁，放弃对共产党的一切幻想。 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也最荒谬的一页，又以江泽民发动的对“真善忍”的镇压最为邪恶。这场运动给中共的棺材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反思这段历史，是为了让这样的悲剧永不再发生。同时我们每一个人也能由此省思自己的内心世界，是否很多本不该发生的悲剧却因为我们的懦弱和妥协而得以成全。 《九评共产党》系列文章的题目： 九评之一：评共产党是什么 九评之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 九评之三：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 九评之四：评共产党是反宇宙的力量 九评之五：评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 九评之六：评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 九评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 九评之八：评中国共产党的邪教本质 九评之九：评中国共产党的流氓本性 大纪元编辑部敬告 2004年11月18日 【九评之一】评共产党是什么 前言 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在黄河与长江所哺育的这块土地上滋长生息，历经了数十个朝代，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其间有起有落、有兴有衰，波澜壮阔、扣人心弦。 1840年，被史界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从中古世纪走向现代化的起点。从那时候起，中华文明大概经历了四波的挑战和回应。前三波挑战，可以以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6年日俄在中国东北的战争为冲击肇因所形成的挑战，而中国对之的相应回应，则是器物引进（即洋务运动），制度改良(即戊戌变法和大清立宪)，以及后来的辛亥革命。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的利益未被列强考虑，当时的许多中国人认定，前三波的回应全都失败了，因此出现了五四运动，从而开始了第四波，也是最后一个层面的回应，文化层面的全盘西化，随后更开始了极端革命，即为共产主义运动。 本文所关注的，是中国最后一波回应的结果，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分析一下在经历了160多年时间，付出了近亿非正常人口死亡、以及几乎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文明之后，中国所选择的，或者说是中国所被强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一、以暴力恐怖夺取和维持政权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共产党宣言》是这样结尾的。暴力，是共产党取得政权的手段，也是最主要的手段，这是这个党产生之日起便被决定的第一个遗传基因。 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事实上是马克思死后多年才产生的。1917年十月革命的第二年，苏俄共产党（布）正式诞生。这个共产党是在对“阶级敌人”实行暴力中产生的，之后则在对自己人的暴力中维持存在。苏联共产党在内部整肃中，屠杀了两千多万“间谍”、“叛徒”和异己分子。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就是苏联共产党控制的第三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自然继承了这种暴力传统。1927年到1936年所谓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江西人口从二千多万下降到一千多万，其祸之烈，可见一斑。 如果说，夺取政权的战争中暴力无可避免，那么世界上从来没有象共产党这样的在和平时期仍然酷爱暴力的政权。1949年之后，中共暴力残害的中国人，数目竟然超过之前近三十年的战争时期。 在这方面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中国共产党所全力支持的柬埔寨红色高棉，其夺取政权后居然屠杀了柬埔寨全国四分之一人口，包括该国的大多数华裔和华侨。并且，中共至今阻拦国际社会对红色高棉的公开审判，其目的当然是为了继续遮掩中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所扮演的恶劣角色。 必须指出的是，世界上最残暴的割据武装和残暴政权，也都和中国共产党有密切关系。除了红色高棉之外，印尼共产党，菲共、马共、越共、缅共、寮共、尼泊尔共产党等等，也都是中共一手支持建立，其中党的领袖许多都是华人，有些现今仍然躲藏在中国。 而世界上以毛主义为宗旨的共产党，包括南美的光明之路、日本的赤军，其残暴行径同样为世人所知所唾弃。 共产主义理论来源之一是进化论。共产党把物种竞争，推演到社会进化中的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唯一动力。因此，斗争成为共产党获得政权以及维持生存的主要“信仰”。毛泽东的名言“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正是这种生存逻辑的表白。 和这个表白同样闻名的，是毛泽东的另一句话：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来一次”。重复使用暴力，是共产党政权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暴力的目的，是制造恐惧。每一次斗争运动，都是共产党的一次恐惧训练，让人民内心颤抖着屈服，以至成为恐惧的奴隶。 今天，恐怖主义变成了文明和自由世界的头号敌人。但共产党的暴力恐怖主义以国家为载体，规模更为巨大，持续时间更为长久，为祸也更为酷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共产党的这一遗传基因在适当的时候一定会对共产党未来走向起决定性的作用。 二、以谎言为暴力的润滑剂 衡量人类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是暴力在制度中所发挥作用的比例。共产政权社会，显然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大倒退。然而，共产党居然成功地一度令世人以为是进步。这些人认为，暴力的使用，是这种社会进步所必需而且必然的过程。 这不能不说是共产党对谎言欺骗运用得举世无双的结果。因此，欺骗和谎言，是共产党的另一遗传基因。 “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 这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1947年7月4日发表的社论，仅仅三年之后，中共便派兵在北韩和美国兵戎相见，并把美国人描绘成世界上最邪恶的帝国主义分子。每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人，看到这篇50多年前的中共社论，都会感到无比的惊讶，以至于中共需要查禁重新出版类似文章的有关书籍。 中共建政后，肃反、公私合营、反右、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每次都采用了相同的手段。其中最著名的，是1957年中共号召知识分子给中共提意见，然后按图索骥捉拿“右派”，当被人指为阴谋的时候，毛泽东公开表示：那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谎言和欺骗，在这些夺权和保权过程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具有深厚的历史意识。中国是世界上信史最长也最完整的国家，盖中国人要依据历史来判断现实，甚至从中达致个人精神的升华。因此，隐瞒和篡改历史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统治手段。从早至春秋战国，晚至文革历史全面加以隐瞒、篡改和改述，50多年来从未间断，并且对所有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努力，都无情地予以封锁和灭杀。 当暴力不足而需要加以掩盖修饰的时候，欺骗和谎言便登场了。谎言是暴力的另一面，也是暴力的润滑剂。 应该承认，这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创造，只不过共产党是把古已有之的流氓行径堂而皇之地加以使用而已。中国共产党承诺给农民土地、承诺给工人工厂、承诺给知识分子自由和民主、承诺和平，如今无一兑现。一代被骗的中国人死去了，另一代中国人继续对中共谎言着迷，这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 三、不断变化的立场原则 在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电视辩论的时候，其中一位候选人说，人可以经常改变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但不能总是转变他看问题的原则，否则这个人便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这句话深具启发性。 共产党正是一个典型。以中国共产党为例，建党八十年来的十六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竟对其党章修改了十六次，而夺取政权之后的五十年，对中国宪法大改了五次。 共产党的理想是社会公平，而社会公平的极致是实现共产主义。但今天，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而党国大员在八亿贫困人口的基础上，大多成了腰缠万贯的大亨。 中共的思想，从最早的马列主义，加上了毛思想，再加上邓理论，最后又有三个代表。其中，马列毛的主义和思想，和邓理论及江代表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其背道而驰以至相差万里，也居然可以被中共摆在同一张神台上加以膜拜，实在是古今一大奇观。 共产党从没有祖国，建立全球大同，到今天的极端民族主义；从剥夺所有私有财产，打倒一切剥削阶级，到今天的吸引资本家入党，其基本原则南辕北辙自不必说。在其发迹和维持政权历史上，昨天坚持的原则今天放弃，而明天又再改变的事情比比皆是。但无论如何改变，共产党的目标明确，那就是夺取和维持政权，以及享受社会权力的绝对垄断。 中共历史上的十多次所谓“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说穿了，无非是改变其立场和原则时候的内部倾轧而已。 需要说明的是，每次立场和原则发生改变，都是因为中共的合法性和生存碰到了无法回避的危机而引起。国共合作，亲美外交，改革开放，推动民族主义，无一不是如此，但每次妥协都是为了对权力的夺取或者稳固。每一次的镇压——平反的周期循环，也莫不由此而发生。 西谚有云：真理需要坚持，而谎言永远变化。智哉斯言！ 四、以党性取代和消灭人性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列宁式的政党。中共建党之初，便确立了建党的三大路线，即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若以通俗的语言来描述这三大路线，思想路线是共产党的哲学基础，政治路线即确立目标，然后以严厉的组织形式来实现这一目标。 共产党员以及共产社会的人民首先被要求的，是绝对的服从，这是所谓组织路线的全部内容。 在中国，人们了解共产党员普遍的双重人格特征。在私下场合，共产党员多具有普通的人性，具有一般人的喜怒哀乐，也有普通世人的优点和缺点，他们或许是父亲，或许是丈夫，或许是好朋友，但凌驾在这些人性之上的，则是共产党最为强调的党性。而党性，按照共产党的要求，永远超越普遍人性而存在。人性当成相对的，可变的，而党性则是绝对的，不能被怀疑也不能被挑战。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父子相残，夫妻反目，母女告发和师生互斗的事情普遍存在，那是党性在起作用。早期，中共高级干部的家人被划为阶级敌人被镇压，中共干部无法相救的事例更多，也同样是党性的作用。 这种党性，是共产党组织长期训练的结果。这种训练，是从幼儿园开始的。在幼儿教育中，所给出的标准答案虽然不合常识和儿童人性，但却是获得成绩的标准。中小学乃至大学的政治教育中，学生学到的，是必须遵从党所给出的标准答案，否则无法合格和毕业。 一个党员，无论他在私下对你表达了怎样的意见，但一旦作为党员表态时，必然要和“组织”保持一致。这个组织由下至上，最后统一到这个庞大集团金字塔的最高一点，这是共产党政权的最重要的结构特征，绝对服从。 在今天，中共已经完全蜕变成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集团，或已不再有共产主义的追求目标，但组织原则没有变化，绝对服从的党性要求没有发生变化。这个党，以凌驾所有人类和人性的方式存在，一切危害或者被认为可能危害到党的组织或者领导人的人，都会被立即加以清除，无论这个人是普通百姓还是中共的高级领导人。 五、反自然和反人性的邪灵 天地万物都有其生成衰亡的生命过程。 和共产党政权不同，所有的非共产党政权社会，无论其如何专制和极权，社会都有一部分自发组织和自主成份。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上是一个二元的结构，农村以宗族为中心自发组织，城镇以行会为中心自发组织；而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只管理县级以上的政府事务。 现代除共产党以外的最严酷的极权社会如纳粹德国，仍然保持了私有产权和私有财产。共产党政权中，所有这些自发组织和自主成份被彻底铲除，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自上而下的集权结构。 如果说前一种社会形态是由下至上的、自然发生成长的社会状态，那么共产党政权则是一种反自然的社会状态。 在共产党那里，没有普遍的人性标准，善良和贪恶、法律和原则变成随意移动的标准。不能杀人，但党认定的敌人除外；孝敬父母，但阶级敌人父母除外；仁义礼智信，但党不想或不愿意的时候除外。普遍人性被彻底颠覆，所以共产党也是反人性的。 所有的非共社会，大多承认人性善恶同在的现实，然后以固定的契约来达致社会平衡。共产社会不承认人性，既不承认人性中的善良，也不承认人性的贪恶。铲除这些善恶观念，按照马克思的话说，是彻底颠覆旧世界的上层建筑。 共产党不信神，也不尊重自然万物，“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战天斗地，残民以逞。 中国人讲天人合一，按照老子的说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和自然是一个连续的宇宙状态。 共产党也是一种生命，但其反自然、反天、反地、反人，是一种反宇宙的邪恶生灵。 六、邪灵附体的特征 共产党组织本身并不从事生产和发明创造，一旦取得政权，便附着在国家人民身上，操纵和控制人民，控制着社会的最小单位以保护权力不致丧失，同时垄断着社会财富的最初来源，以吸取社会财富资源。 在中国，党组织无所不在，无所不管，但人们从来看不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财政预算，只有国家的预算，地方政府的预算，企业的预算。无论是中央政府一直到农村的村委会，行政官员永远低于党的官员，政府听命于同级党组织。党的开销支出，均由行政部门开销中付出，并不单列开支。 这个党组织，就像一个巨大的邪灵附体，如影随形般附着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单元细胞上，以它细致入微的吸血管道，深入社会的每一条毛细血管和每一个单元细胞，控制和操纵着社会。 这种古怪的附体结构，在人类历史上，有时候在社会局部出现，有时候在整个社会短暂出现，却从来没有象共产党社会这样彻底、长久而且稳定持续。 所以，中国农民才会如此贫穷辛苦，因为他们不但要负担传统的国家官员，还要负担和行政官员同样人数甚至更多的附体官员。 所以，中国的工人才会如此大规模下岗，因为那些无所不在的吸血管道，多年来就一直在吸取企业的资金。 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才会发现自由是如此的困难，因为除了主管的行政机构外，还有那个无所不在却又无所事事而专门监视着他们的影子。 附体，需要绝对控制被附体者的精神以获得维持自身存在的能量。 现代政治学一般认为，社会权力有三个来源，即暴力、财富和知识。共产党以垄断和肆意使用暴力，剥夺人民财产，以及最重要的，剥夺言论和新闻自由，剥夺人民的自由精神和意志，来达到其绝对控制社会权力的目标。以此而论，中共这一附体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可以说是古中今外无出其右者。 七、反省自己摆脱中共附体 马克思在共产党的第一份纲领文件《共产党宣言》中这样宣布：1848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一百年后，共产主义已经不仅仅是幽灵，而是真正具有了具体的物质实相。这个幽灵，在上个世纪的一百年中，像传染病般在全世界泛滥展开，屠杀了数以千万人的性命，剥夺了亿万人的个人财产甚至他们原本自由的精神和灵魂。 共产党的初始原则，是剥夺所有的私有财产，进而消灭所有“剥削阶级”。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是民众所有社会权利的基础，很多时候，也是民族文化载体的重要部分。被剥夺了私有财产的人民，也必然被剥夺精神和意志的自由，进而最后丧失争取社会和政治权利的自由。 中国共产党因为自身生存危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经济改革，把人民财产权利部分归还，也把共产党政权这个庞大而精密的控制机器，捅出了第一个窟窿，这个窟窿，到今天越来越大，发展成为全体共产党官员发疯般为自己聚敛财富。 这个以暴力和谎言，不断变换自己外表形象的附体邪灵，近年来败象尽显，已经到了惊弓之鸟、风声鹤唳的程度，它以更加疯狂聚敛财富和控制权力来试图自救，但却更进一步加剧了其危机的到来。 现今的中国，貌似繁荣，但社会危机已经积累到了空前的地步。按照中共的习性，或许将再一次施展其过去的伎俩，这包括再次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对六四事件当事人或者法轮功等平反，又或者制造出“一小撮”敌人，以继续供其展示暴力恐怖力量。 中华民族在一百多年来所面临的挑战中，从器物引进、制度改良到最后的极端激烈革命，付出了无数生命，丧失了绝大部分民族文明传统，现在证明仍然是一个失败的回应。在全民的仇恨、愤懑中，一个邪灵乘虚而入，最终控制了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仍然继承古老文明的民族。 在未来的危机中，中国人无可避免地需要再次进行选择。但无论如何选择，中国人都必须清醒，任何对这个现存的邪灵附体的幻想，都是对中华民族灾难的推波助澜，都是向附在身上的邪恶生命输注能量。 唯有放弃所有幻想，彻底反省自己，而坚决不被仇恨和贪婪欲望所左右，才有可能彻底摆脱这一长达50多年的附体梦魇，以自由民族之身，重建以尊重人性和具有普遍关爱为基础的中华文明。 【九评之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 前言 按《说文解字》，“党”意即“尚黑”。“党”，“党人”，在汉语中含有贬义。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中注释为：“相助匿非曰党。”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小集团，往往被称为“朋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好的概念，所以会有“狐朋狗党”这个贬义词，“结党”和“营私”往往连在一起。 为什么在近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共产党，并且成了气候还夺取了政权？中国共产党不断给中国人民灌输：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还是共产党结党营私，逼迫中国人民接受？我们只能从历史中找答案。 从满清后期到民国初期，中华古国经历着巨大的外来冲击和内在变革，社会处于混乱和痛苦之中。其间许多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满怀济世救国的忧患意识。但是在国难和混乱中，他们由失望变成了完全的绝望。有病乱求医，他们到中国以外寻找灵丹妙药，英国式的不行就换法国式的，法国式的不行再换俄国式的，不惜下猛药烈药，恨不得一日即能振兴中国。 五四运动就是这种绝望的充分表现，有人主张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有人主张引进洋文化，总之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反对中庸之道，急于走捷径，主张砸烂一切。他们中的激进分子，一方面报国无门，一方面对自己的理想和意志深信不疑，认为现实世界无可救药，只有自己找到了历史发展的机关，对革命和暴力抱以巨大热情。 不同的机遇让不同的人找到了不同的理论、学说、路线。终于有一组人，他们碰上了从苏俄来的共产党联络人，“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马列思想迎合了他们的焦躁情绪，符合他们救国救民的愿望，一拍即合。他们把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国思想，引入了中华。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共有13人，后来死的死，逃的逃，有人投靠日本人做了汉奸，有的脱党投靠了国民党，成了叛徒或机会主义分子，到1949年中共掌权时，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还留在中共党里。不知这些中共建党人当时有没有想到，他们从俄国请来的这个“神灵”却是一个邪灵，他们找来的这剂强国之药却是一付烈性毒药。 当时革命成功不久的苏俄共产党政权，已对中国抱有野心。1920年，苏俄成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中国等国共产党的建立工作，主管为舒米亚茨基，维经斯基做副手，和陈独秀等人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6月他们向共产国际提交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计划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1921年7月23日，在尼科尔斯基和马林的组织下，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从此，共产主义运动被实验性的引进中国，党的生命大于一切、征服一切，开始给中国带来一场无休止的浩劫。 一、共产党起家是其积中外邪恶之大全的过程 在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要移植进来一个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的共产党，引入一个外来邪灵，实在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中共用共产主义的大同思想欺骗民众和爱国无门的知识分子，又进一步歪曲已被列宁严重歪曲了的共产主义理论，以此为依据，摧毁一切不利于它的统治的传统和价值，消灭一切不利于它统治的社会阶层和人士。中共拿来了工业革命对信仰的摧毁，又拿来了共产主义更彻底的无神论。中共拿来了共产主义对私有制的否定，又拿来了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与此同时中共还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帝王制的最坏部分。 中共的起家历史，是一个逐步完成其集中外邪恶之大全的过程，中共完善着它“中国特色”的九大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这些基因承传不断，手段和恶性程度在危机中进一步得到强化和发展。 (一)基因之一：邪——披上马列主义的邪皮 马克思主义当初吸引中国共产党人的是“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正是马列根本之邪。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其实是狭隘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剩余价值的经济学，在早期资本主义还不发达时，片面短视的预言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已经被历史和现实所否定。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强权政治和无产阶级主宰论。《共产党宣言》以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阐述了共产党的历史观及哲学观。无产者以打破已有的传统道德和社会关系、夺取政权为斗争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把共产主义放在与一切传统对立的位置。 人类天性对暴力是普遍排斥的，暴力之中人变得暴虐，共产党的暴力学说从本性上被人类的共性所否定。与任何先前的思想、哲学、传统都查不到实质上的渊源关系，是天地间凭空掉下来的一个莫名的恐怖体系。 这种邪恶观念的前提是“人定胜天”，人为的改造世界。共产党用“解放全人类”、“世界大同”的理想吸引过不少人，一些具有忧患意识而又渴望干一番事业的人，最容易被共产党蒙骗。他们忘记苍天在上，在建立“人间天堂”的美丽谎言中，在建功立业的征战中，他们蔑视传统，将他人的生命看轻，也把自己的生命变得轻于鸿毛。 人造的“共产主义世界”被奉为真理，“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共产党用这种绝对、荒诞的理念去斩断人和上天的渊源关系，斩断他们和祖宗、民族传统的血脉，召唤他们为共产主义献身，加持共产党的虐杀能量。 (二)基因之二：骗——邪恶要装正神，就要行骗 邪一定要骗。共产党要利用工人阶级，封他们为“最先进的阶级”，“大公无私”，“领导阶级”，“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等；共产党要利用农民，称赞他们“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许诺“耕者有其田”；共产党需要资产阶级的帮助，于是封之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许诺以“民主共和”；共产党快要被国民党彻底剿灭了，于是大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承诺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抗日战争一完，便大打出手，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建国后很快消灭了资产阶级，最后把工农变成了彻底的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 统战是党骗的典型一招。为了打赢内战，共产党一度改变过去一定要杀死地主、富农全家的做法，对地主、富农这样一些阶级敌人，采取了“临时性的统一战线政策”。1947年7月20日，毛泽东指示说：“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取缓和态度。……藉以减少敌对分子。”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地主富农仍没有逃脱群体灭绝的命运。 说一套做一套。党要利用民主党派时，其口号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而任何真正不同意、不符合它思想、言行和组织的，都要加以消灭。马克思、列宁和中共领导人都说过，共产党的政权不能与人共享，共产主义一开始便直截了当的带着独裁主义先天基因。由于它的专制排他性，无论是夺取政权时期还是掌握政权时期，共产党从来没有和其他政党和团体真诚相处过，所谓宽松时期也至多是“花瓶”待遇。 历史的教训是：共产党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证都不会兑现。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 (三)基因之三：煽——善于制造仇恨，挑起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 骗为了煽。斗争一定要有仇恨，没有仇恨可以制造仇恨。中国农村有一套根深蒂固的土地宗族制度，是共产党建立政权的根本障碍。农村社会本来是和谐的，土地所有和租用关系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地主养活农民，农民养活地主。这种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依存的关系，被共产党改变成阶级对立、阶级剥削的关系，变和谐为敌对、为仇恨、为斗争，变合理为不合理，变有序为混乱，变共和为专制，主张剥夺，谋财害命，杀地主富农本人，杀地主富农家人，杀地主富农家族。不少农民不肯强夺他人的财产，白天拿了，晚上又送回地主家去，被工作队知道了骂作阶级觉悟不高。白毛女本来是仙姑，不是被压迫的故事，被部队文工干事改编成话剧、歌剧、芭蕾舞来煽动阶级仇恨。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不抗日，还攻击国民党政府卖国不抗日，甚至国难当头还煽动人们反对国民政府。 挑起一部分人仇恨和格杀另一部分人的手法是共产党运动的经典手段，“95%：5%”的阶级划分公式因此而来。共产党后来的系列政治运动充分运用、不断发展了这一手法。划进95%则安全无事，掉进5%则成为被斗争的敌人，争取能站进95%的行列成为大多数人在恐惧中的自我保护方法，落井下石也由此蔚然成风。 (四)基因之四：痞——流氓痞子组成基本队伍 痞是邪的基础，邪就得用痞。共产革命是痞子流氓起义，经典的“巴黎公社”纯粹是社会流氓的杀人放火打砸抢。连马克思也看不起流氓无产阶级，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天生的分散性与愚昧性，甚至不够格称作阶级。 中国共产党从恶的方面发展马克思的东西，毛泽东说“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流氓无产者加持了中共的暴烈，建立了早期农村苏维埃政权。“革命”，这个被共产党的话语系统灌注了正面意义的语词，实在是所有善良人的恐惧和灾难，是取“命”来的。文革时讨论流氓无产者，共产党认为自己被叫做“流氓”不好听，缩写为“无产者”。 痞的另一个表现是耍无赖，被人称为独裁时摆出一副恶霸嘴脸：“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施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 (五)基因之五：间——渗透，离间，瓦解，取代 骗、煽、痞犹不够，间亦用之。中共渗透有术，地下工作的“前三杰”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北风，他们的实际领导者是中共中央特务二科科长陈赓。钱壮飞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中华民国政府军第一、第二次对江西的围剿决策和情报，钱壮飞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信函，经李克农亲自送至周恩来手中。1930年4月，表面上由钱壮飞率领，实际上由陈赓领导，用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证件和经费，在东北建立了一整套明属国民党、暗属共产党的双重特务组织。李克农亦曾打入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部担任译电员，中共保密局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急电就是被李翻译后由钱壮飞送给周恩来的，免除了被一网打尽的下场。 亲共的杨登羸担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特派员，中共认为不可靠的党员，便让他去逮捕和处决。河南一个老干部，曾因得罪了共产党中的干部，便被自己人开后门送到国民党监狱中关押了好几年。 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共情报战线直达蒋介石身边，国防部作战次长、掌握国民党调动军队大权的刘斐中将竟是中共地下党。在被调动的军队自己还不知道时，延安就已经得到情报，并据此而拟好作战计划。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熊向晖，将胡宗南大军进攻延安的计划通报周恩来，以致胡宗南打进延安时，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周恩来曾经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已经看到了。” (六)基因之六：抢——巧取豪夺成为新秩序 中共的一切都是抢来的。拉起红军搞武装割据，军火弹药、吃饭穿衣需要钱，而“筹款”的形式是打土豪抢银洋，与土匪没有区别。李先念的红军在鄂西一带绑票县城里的首富人家，不是绑一个，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绑一个，叫“绑活票”。“绑活票”不“撕票”，即不杀人质，留下活口，目的是要家里人一坛一坛不断地送大银元去供养红军。直到喂饱了红军，或是家破人亡，无油水可榨，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质放回。有人因此被惊吓折磨致死。 “打土豪，分田地”又把巧取豪夺推广到社会，代替传统成为新的秩序。共产党大恶小恶都要做，大善小善都不积。什么人都给点小恩小惠，为的是挑动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于是积善重德被搞掉了，只要会杀人就行。“共产大同”实际成了对暴力豪夺的认同。 (七)基因之七：斗——摧毁传统宗法秩序和国家制度 骗、煽、痞、间均为了抢、斗。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共产革命决不是无组织的打砸抢，党说“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指明要摧毁乡村的传统制度和习惯。 共产党的斗还包括武斗、武装斗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夺取政权时要斗，若干年后的文革中，同样的斗争基因又被用于教育下一代。 (八)基因之八：灭——创造了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 共产党做的许多事都很绝。其许诺知识分子以人间天堂，而后来把他们打成“右派”、改造成“臭老九”。其对地主资本家财产的剥夺，对地主富农阶级的消灭，对乡村秩序的摧毁，对地方政权的攫取，对有钱人的绑票勒索，对战俘的思想和灵魂洗脑，对工商资产阶级的改造，对国民党的渗透和瓦解，对共产国际的分裂和背叛，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清洗，对党内的高压政治，做的事都很绝。 这一切，无不建立在它的群体灭绝理论基础之上，历次运动无一不是恐怖主义的群体灭绝运动。共产党从早期就开始不断创造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由共产党的阶级论，革命论，斗争论，暴力论，专政论，运动论，政党论等等组成，全是各种各样群体灭绝实践经验之总汇。 中共最大特色的群体灭绝是从思想上和人性良知上的灭绝，这是符合其集团根本利益的恐惧统治方法。你反对它，它要消灭你，你拥护他，它也可能要消灭你。它认为需要消灭的就要消灭，以至造成每个人都有危机感，都惧怕共产党。 (九)基因之九：控——用党性控制全党，再教化到全民和全社会 所有的基因都为着同一个目的：恐惧型的高压控制。共产党的邪恶，使它成为所有社会力量的天敌。从成立之日起，共产党就在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中挣扎，其最大危机一直是生存危机，存在就是恐惧，永恒的危机感。危机中的恐惧成了共产党最高利益所在——艰难维持党的集团存在和权力。共产党常不得不以表面的更坏补充着它力量的不足。党的利益不是个体党员利益，也不是所有个体利益的总和。它是共产党集团的利益，高于个人的一切。 “党性”是党这个邪灵最厉害的本质之一，具有无限扩展，吞噬人性，把人变成非人的强制能力。周恩来和孙炳文是同志，孙炳文死后，其女儿孙维世被周恩来认作干女儿。文革中孙维世挨整，孙维世的家人在她死后发现她头上被钉进了一颗长钉子，可是在孙维世的逮捕书上签字同意的却是周恩来。 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任弼时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任鸦片专员。鸦片是列强侵略中国的象征，敢冒违背民族大义之大不韪而大片种植鸦片，确实需要点党性。因为极为敏感，中共用“肥皂”作为“鸦片”的代号，输往境外赚取经费。中共新领导人在任弼时生日一百周年时发表讲话，称他“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范的共产党员。他信念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他的党性高度评价。 一个党性模范是张思德，党说他是烧砖窑倒塌而牺牲，民间说他是烤鸦片而死。因为他默默在中央警卫团当兵，不求升迁，得到了中共“重于泰山”的褒奖。他和后来的另一个典型的党性榜样，以“革命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著称的雷锋，俩人长期被用来教育全体中国人，要像他们那样忠于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共产党的无数英雄模范都被用作这种强化党的钢铁意志和党性原则的示范。 在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更是把思想控制的基因发扬光大，共产党成功铸造了几代党的“工具”和“螺丝钉”。党性被强化成了一贯的思维定式，千篇一律的行为模式，推展到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党性行为模式披上国家之皮，党性思维定式成为全国人民的自我洗脑，服从和配合邪恶的机制。 二、中国共产党不光彩的起家史 中国共产党说自己的历史是“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光辉历史，往自己脸上贴金是为了赋予共产党政权合法性。事实上，共产党的发家史一点也不光彩。它只有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的九大基因，才最终夺取了政权。 (一)中共成立——吸苏共的奶水长大 中共教育人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中共成立之初，是苏俄的亚洲中国支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卖国政党。 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没有钱，没有理论和实践，更没有主心骨，加入共产国际是对暴力革命的参与和依附，中国暴力革命和马克思、列宁阶段的暴力革命一脉相承。共产国际是全球颠覆各国政权的总指挥部，中共那时是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执行苏俄红色帝国主义的东方路线。中共仰仗苏共成熟的暴力夺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都听命于苏共，照抄外来非法组织的地下秘密生存方式，实行严密监视控制。苏共是中共的主心骨和靠山。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是由共产国际主持制定的，宣言依据的是马列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建党学说，以苏共党纲作为重要依据。中共党的灵魂是苏共式的外来品。中共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经有不同意见，马林带一封信给陈说，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虽然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教父，也只好听从共产国际教廷的命令，隶属和屈从苏俄。 陈独秀在1923年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一年来，共产国际在中国用款20余万，而中共成绩不佳，共产国际责备中国同志太不努力。 据中共解密文件不完全统计，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收入16,655元；1924年1500美元和32,927.17元；1927年为187,674元，每月共产国际给费用平均在2万元左右。中共现在的拉关系、走后门、迎合、买通、甚至威胁等方法在早期已经使用。共产国际主管曾严厉批评中共中央不断要钱的做法，“他们利用经费来源不同（国际联络局、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军事组织）这一情况，得以弄到这些经费，因为这一个来源不知道另一个来源已经拨出。……有趣的是，前来的同志总是不仅十分清楚地了解俄国同志的情绪，而且甚至了解应该怎样区别对待与这项或那项拨款相关的某位同志。而一旦多数同志相信不能通过正式途径弄到，就开始逃避事务性的会见。然后采取最粗暴的敲诈手段，如散布谣言，说什么基层工作人员似乎责备苏联，把钱给了军阀而不给中央。”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附体挖心，破坏北伐 中共一直教育人民，蒋介石背叛了国民革命，共产党被迫武装起义。 实际上，共产党发起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为了附体于国民革命发展自己，并且在行动中急于夺权发动苏维埃革命，破坏和背叛了国民革命。 1922年7月中共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因为急于夺取政权，反对与国民党联合的意见主导了大会。但是太上皇共产国际推翻决议，指令中共加入国民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去世以前已经提出领导权问题。如果孙中山没有去世，中共夺权针对的就不是蒋介石了。 靠了苏俄撑腰，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大肆抓权：谭平山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冯菊坡担任工人部长全权处理事务的部秘书，林祖涵担任农民部长，彭湃在农民部担任部秘书，毛泽东担任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军校、军队领导权向来是共产党关注的焦点：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张申府担任副主任。周恩来还兼军法处处长，到处安插苏俄军事顾问。不少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军校政治教官和教职人员，担任国民革命军的各级党代表，并规定没有党代表的附属签名，一切命令均不生效。这样附体国民革命的结果，使得中共由1925年的不满千人，暴增至1928年的三万人。 北伐革命始于1926年2月。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进行了三次武装暴动，最后进攻北伐军师部，被北伐军解除了武装。广东的总罢工纠察队每天都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这样的骚扰直接导致了“四．一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大清洗。 1927年8月，国民革命军内的共产党藉机发动南昌暴动，被很快镇压下去。9月发动了攻打长沙的秋收起义，也被镇压下去；共产党开始实行“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的网络式控制，流窜到井冈山地区，建立农村局部政权。 (三)湖南农民暴动——发动痞子造反 北伐期间，国民革命军在征战军阀，共产党在农村造反夺权。 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也是流氓起义，与首场著名的共产革命巴黎公社流氓起义互相佐证。法国人民和当时在巴黎的外国人都亲自见证，巴黎公社社员是毫无理想、破坏成性的一群流寇，住高楼大厦，吃美味珍馐，只知眼前快乐，不知有死。巴黎公社暴乱期间，他们实行报禁；把给国王宣讲的达尔布瓦大主教抓作人质枪毙，暴杀教士六十四人；纵火焚烧宫殿；官署民宅，纪功碑，铭勋柱，无不摧毁槌碎以为快事。法国首都富丽甲天下，欧洲无可伦比，起义过后，楼台化为灰土，民众惨成枯骨。惨酷之祸，古今罕有。 毛泽东承认，“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直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是革命的需要，”革命建立了恐怖秩序。 (四)北上抗日——失败逃亡 中共把“长征”说成是北上抗日，把“长征”炒成了中国革命的神话：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北上抗日是中共掩盖失败的一个无耻谎言，史实是1933年10月至1934年1月共产党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败，中共农村政权相继丧失，根据地日益缩小，中央红军被迫逃亡。这才是“长征”的起因。 向西突围，曲线接近外蒙和苏联是真正的长征路线意图。当时中共步履维艰，西进靠近外蒙，不至腹背受敌遭聚歼，兵败则进入苏联。选择走山西和绥远，一方面可以高举抗日大旗争得民心，另一方面是这一带安全，没有日本人，日军侵占的是长城一线。一年后共产党长征逃亡到陕北时，中央红军主力由八万多人减至六千人。 (五)西安事变——成功用间，二次附体 西安事变，指发生于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的兵变。 按照中共的教科书，西安事变是张、杨逼蒋抗日的“兵谏”，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赴西安商讨事变善后事宜，在全国各界的调停下，事变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成为扭转中国危局的关键。中共把自己描绘成一个顾全大局、爱国抗日的红脸。 越来越多的资料揭示出，西安事变前夕杨虎城、张学良身边已聚集了许多共产党的特务。地下党员刘鼎，经宋庆龄介绍到张学良身边。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表扬说：“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而杨虎城的身边，夫人谢葆真直接就是共产党，在杨的军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和杨虎城结婚的。后来官至外交部副部长的共产党人王炳南，当时是杨公馆的座上客。正是他们这些杨、张周围的许多中共党员直接策划了这次兵变。 事变之初，中共的领导人很想杀掉蒋介石，以报围剿之仇。当时中共在陕北力量已经很弱小，处于一役就可能被彻底消灭的困境，中共尽其煽、骗之能事，策动张、杨兵变。斯大林出于牵制日本避免其攻打苏联的需要，亲自写信给中共中央，指令不杀蒋介石，要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和周恩来也看到，凭当时中共的力量绝对不可能吃掉国民党，杀了蒋介石，共产党更可能被赶来报仇围剿的国民党军队所消灭。中共立刻改变腔调，以联合抗日为名，迫使蒋介石接受二次国共合作。 共产党策动兵变在先，把蒋介石置于屠刀之下，却又转过身来唱红脸，逼着蒋介石答应再次接纳共产党。中共不仅躲过灭顶之灾，而且得以二次附体国民政府，红军变成了八路军，再次发展壮大。中共之狡诈欺骗，不可不称高手。 (六)抗日战争——借刀杀人，扩大自己 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党有一百七十余万军队，十一万吨排水量的军舰，各种飞机约六百架。共产党加上1937年11月改编的新四军，总数仍没超过七万人，内部还争权分裂，已弱小到只需一战便可根除的程度。中共知道，如果把队伍拉出去跟日本人打仗，一个日军师团也打不过。中共的眼里，领导权而不是民族存亡，才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于是策划了“在联蒋过程中必须为争取领导权而斗争，但这只能在党内讲，并在实际工作中实现”的方针。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所为是和日本侵略者互相配合、并肩作战。在满洲事变宣言中，中共号召全中国人民“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域，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学生罢课，贫民罢业，士兵哗变”，推翻中国政府。 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却只在后方收编地方军和游击队，除了平型关等几个屈指可数的对日战斗外，共产党无抗日战绩可言，只是在忙于扩大地盘，在日本投降时抢着受降日军，把自己扩充成号称拥有九十余万正规军和两百万民兵的强大力量。抗日的正面战场则全留给了国民党军队，国民党战死疆场的将军二百多人，共产党的指挥官几乎毫无损失。中共教科书一再告诉人民，国民党不抗日，是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七)延安整风——开创令人闻风丧胆的整人模式 用抗日的名义吸引了无数爱国青年来到延安，在延安用整风迫害了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中共在建国以后把延安描绘成“革命圣地”，却不讲延安整风的罪恶。 延安整风运动是人中最恐怖、最黑暗、最残暴的权力游戏。以整肃小资产阶级毒素的名义，党清洗着人的文明、独立、自由、容忍、尊严等价值。整风的第一步，是建立每个同志的人事档案，包括(1)自我概述，(2)政治文化年谱，(3)家庭成份与社会关系，(4)个人自传与思想变化，(5)党性检讨。 在档案中要交代你出生以后所有认识的人，发生的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反覆地写。发现有遗漏，就定成问题人物；还要交代参加过的所有社会活动，特别是入党的经过。重点交代参加活动过程的所思所想。最关键的是党性检讨，主要了解在思想意识上，言论上，工作态度上，日常生活上，待人接物上，是否有反党性的行为。以思想意识为例，要检查入党、入伍后是否计较个人利益，是否借党的工作达到私人的目的。对革命前途是否动摇过，或者战斗怕死，想家想老婆。因为没有客观标准，每个人都被发现有问题。 审查干部使用逼供信，清理内奸，必然产生无数冤假错案。整风时代的延安，被称作是一座人性的炼狱，伤害了大批干部。抗日军政大学进驻了审干工作组，两个月的赤色恐怖，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照相，是把人一批一批弄上台让大家看。面不改色者，就没有问题，否则就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 连共产国际的代表都受不了，说延安的情形令人丧气，人们不敢与他人交往，各怀鬼胎，人人流露出紧张和恐惧，每人都不敢为真理及为被诽谤中伤的朋友辩护，只求保住自己的性命，恶棍因阿谀平步青云，侮辱同志、自我羞辱成为延安生活的特性。人们快疯了，大家都但求保住生命和饭碗，荣辱尊严、同志间的爱都被抛弃得一干二净。人们不再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背诵党领袖的文章。这一套做法几乎不做任何改动，就可作为共产党中国成立后大小运动的写照。 (八)三年内战——卖国夺权 俄国的二月革命是一个温和的资产阶级革命，沙皇也以国家民族为重，退位而不是反抗到底。列宁急忙从德国赶回俄国，又搞了一次政变，把推翻沙皇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们杀害，搞起共产革命来，把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扼杀了。中共和列宁一样，把国民革命的胜利果实摘取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发动了推翻国民党政府的“解放”战争，把中国再次推入战争灾难。 中共以人海战术著称。辽沈、平津、淮海战役用的是人肉作炮灰的最原始、最野蛮、最不人道的战术。围困长春的时候，为了消耗长春城内的粮食供应，解放军奉命不许老百姓出逃。结果打长春兵困两个月，活生生饿死冻死阵地前城门外逃难的国民近二十万人而不肯网开一面，事后完全没有一丝愧疚，说“解放长春兵不血刃”。 1947年至1948年，中共先后与苏联签订《哈尔滨协定》和《莫斯科协定》，出卖祖国权益和东北资源，换取苏联在外交和军事上全面支持中共。双方协定苏共经常供应50架飞机补充中共，将收缴的日本武器分两期全部给予中共，苏方控制的东北的弹药、军用物资平价售给中共。国民党一旦对东北发动两栖登陆攻势，苏共秘密协助中共军队作战。苏联协助中共夺取新疆控制权；建立苏中联合空军力量；装备中共11个师。把美国援助苏联的130亿美元的武器的三分之一运入东北。中共为了获取苏联支持，承诺苏联对东北陆路、空中交通的特权；对苏提供国民党政府和美军行动情报；以东北物产、棉花、大豆、战略物资供应苏联，换取精良武器；苏联有优先开采中国矿产的权利；有权在东北和新疆驻军；苏联可将远东情报局设在中国。如果欧洲爆发战争，中共应派远征军10万，劳工2百万支援苏联。除此之外，中共还承诺将辽宁、安东省的特别区域在适当时并入朝鲜。 三、党邪恶基因的表现 (一)党史的特征——永恒的恐惧感 永恒的恐惧感是中共党史的最大特征，维持生存成为共产党与生俱来的最高利益。这种延续生存的最高利益，以强力支撑着那变换无穷的皮中之恐惧本质。它像原生癌细胞一样扩散、渗透了肌体的每一个部位，使其他正常细胞死亡，任由恶性细胞疯长。在历史循环中社会解决不了共产党这个变异的物质，任其扩散，每一层次和范围都无法消化这种强力的变异因素，众多社会被污染，更大面积的泛滥着共产主义或共产主义因素。这些东西又不断的被共产党加强和利用，从根本上变异了人的道德和社会。 共产党是不讲人们公认的道义原则的。共产党的一切原则都绝对为其集团利益服务，以绝对自私为最高原则，没有任何道义原则抑制其集团欲望。从它的自我原则为根本，它需要不断披上不同的外皮。在这个持续危机锁链的早期，中共附着在苏共上，附着在国民党上，附着在国民政府实体上，附着在国民革命上；在它夺取政权以后，中共附着在各种机会主义上，附着在民意民情上，附着在社会机制和手段上，附着在一切之上，把每一次危机，都作为党发家的机会，加强其强制手段。 (二)一以贯之的邪恶是起家的“法宝” 共产党称革命胜利靠的是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国民党根据自己的教训，给共产党加了两条：宣传和使用间谍。党的各大“法宝”都贯穿着共产党所有的流氓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 马列从本质上就是邪的。滑稽的是中共党人都不懂马列。林彪曾说没有几个中共党员真正读过马列。瞿秋白被公认为思想家，承认仅仅看过一些马列皮毛。毛泽东思想是农民造反的山沟马列主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姓资。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更是什么也不是的拼凑了。中共不懂马列，只是从马列中继承了邪，又在其邪恶基础上塞进了它们更邪恶的私货。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中共的统战工作，是骗和短期收买的并用。统是为了战，使共产党从孤家寡人变成人多势众，改变双方力量的对比。有统就有分，分出哪些是敌、我、友、左、中、右，分出哪些该拉，哪些该打，什么时候去拉，什么时候去打。上一阶段可以化敌为友，下一阶段可以化友为敌。比如民主革命时期团结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消灭资产阶级。又比如民主党派领导人章伯钧、罗隆基等在夺取政权时期中共需要他们帮腔，取得政权后不再需要，便打成右派。 (三)党是成熟的流氓 党有软硬两面功夫。软功：宣传、统战、离间、特务、策反、两面三刀、挖心、洗脑、造谣欺骗、掩盖真像、心理战、制造恐怖气氛、恐惧症、健忘症；这些软功可以灭人性，调动恶的一面。硬功：暴力、武装斗争、镇压、政治运动、杀人灭口、绑架、消音、武斗、定期严打等等；这些硬功是党制造恐怖的保证。 党往往是软硬兼施，时松时紧，外松内紧，一放一收，引蛇出洞。中共不停的以民主来将国民党的军，但在共产党统治区内的知识分子王实味稍有一点不同意见，就被当成典型整斗，最后遭斧头砍死，即有名的“野百合花事件”。一位参加过延安整风，挨过整的老干部回忆道，当时被拉去逼供信，在极度高压之下，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良心，编造谎言。第一次经受这种事情，想到自己对不起被牵连的同志，恨不得一死了之。刚好桌上放着一支枪，拿起来对准自己的脑袋，扣了扳机。没有子弹！负责审查他的那位干部这时走进来说，“做错了事承认就好了。党的政策是宽大的。”这样，党通过考验知道你达到极限，也知道你是“忠于”党的，于是过关了。党总是这样把你置于死地，欣赏了你全部的痛苦屈辱，在你痛不欲生时，亲切地出来给你一条好死不如赖活的路，成为你感恩戴德的救命恩人。若干年后，这位老干部在香港了解了法轮功，感到很好。但一开始镇压，所有先前的记忆全回来了，再不敢说法轮功好。 类似的例子还有末代皇帝溥仪，被关在监狱里不断看见别人被杀，以为自己也要被处死了，出于活命的本能，主动配合，自己洗脑，最后写了《我的前半生》，成为中共成功进行“思想改造”的典范。 据现代医学研究，在恐惧高压和被隔离的环境下，许多受害者会对施暴者产生一种畸形的依赖，以其喜怒哀乐为自己情绪的转移，一旦后者施以小惠，前者便感激涕零，甚至生出“爱”来。这种心理学现象，早已被中共成功的运用于对敌人以至对人民的精神控制和思想改造之中。 (四)党是最邪恶的 中共绝大多数总书记都曾经被打成为反党分子。显然，这个党有自己的生命，是一个活的独立的肌体。不一定是党的领导人决定党的方向命运，而是党决定其领导人的命运。江西苏区面对国民政府军队围剿，连生存都成问题，却一点不妨碍党以打AB团的名义把自己人夜里拉出去枪毙，或者用乱石砸死，要节省子弹。在陕北日本人和国民党的夹缝里生存，却进行了以延安整风为名的内部大清洗，杀人无数。如此大规模的内部反覆大屠杀，却不影响其扩大势力最终统治中国大陆，把这种自相残杀模式从当年的小小苏维埃扩展到全国。就像一个恶性肿瘤，在疯长的过程中，核心坏死了，外围还在不断向健康的原生的肌体扩散。原来的

朋友：您好！ 在此与您相遇，想与您结个善缘！ 并与您分享国内禁书《九评共产党》， 愿每一个善良的中国人都了解真相。 唤醒百花，春就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九评共产党》 大纪元系列社论 2004年11月 http://dajiyuan.com http://epochtimes.com 目录 【公告】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 4 【九评之一】评共产党是什么 5 前言 5 一．以暴力恐怖夺取和维持政权 5 二．以谎言为暴力的润滑剂 6 三．不断变化的立场原则 7 四．以党性取代和消灭人性 8 五．反自然和反人性的邪灵 8 六．邪灵附体的特征 9 七．反省自己摆脱中共附体 10 【九评之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 10 前言 11 一．共产党起家是其积中外邪恶之大全的过程 12 二．中国共产党不光彩的起家史 16 三．党邪恶基因的表现 20 结语 22 【九评之三】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 23 前言 23 一．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 23 二．工商改造——消灭资产阶级 24 三．取缔会道门与镇压宗教 24 四．反右运动——诛心全国，以为其用 25 五．大跃进——指鹿为马，以试其忠 26 六．文化大革命——邪灵附体，乾坤倒转 26 七．改革开放——暴虐未变与时俱进 28 八．全国洗脑，画地为牢 30 结语 30 【九评之四】评共产党是反宇宙的力量 32 前言 32 一．与人斗，灭绝人性 32 二．与地斗，违背自然，其祸无穷 34 三．与天斗，迫害信仰，否定人对神的正信 36 结语 37 【九评之五】评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 38 前言 38 一．相似的发家史带来相同的危机感 39 二．江泽民与中共同样惧怕“真善忍” 40 三．江泽民和中共之间相互利用 42 四．江泽民如何利用中共迫害法轮功 43 五．江泽民从内部打倒了中共 47 结语 48 【九评之六】评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 48 前言 48 一．共产党为什么要破坏民族文化 49 二．共产党如何破坏传统文化 52 三．党文化 57 结语 60 【九评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 61 前言 61 一．杀人如麻 63 二．杀人手段极其残忍 66 三．党内残酷斗争 69 四．输出革命，海外杀人 69 五．家庭的毁灭 70 六．杀人模式及后果 71 结语 74 【九评之八】评中国共产党的邪教本质 75 前言 75 一．共产党的邪教特征 75 二．共产党邪教的危害 79 三．共产党邪教的本质 81 四．共产党的末日论--“亡党”恐惧 81 五．共产党邪教的生存法宝─残酷斗争 82 六．共产党邪教的恶变 84 七．对共产党邪教统治的反思 85 结语 87 【九评之九】评中国共产党的流氓本性 88 前言 88 一．共产党的流氓本质从来没有改变 88 二．经济发展成为中共的祭品 90 三．中共的洗脑术从“赤裸裸”走向“精致化” 92 四．中共的人权伪装 93 五．中共流氓嘴脸面面观 96 六．流氓嘴脸大暴露：以国家恐怖主义铲除“真善忍” 100 七．“中国特色”的流氓社会主义 100 结语 102 ________________ 【公告】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 在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政权倒台十几年后的今天，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早已被全世界所唾弃，中国共产党走入坟墓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但是中共在彻底垮台之前，却力图将其命运与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古国绑在一起，这是我们民族的大不幸。如何看待共产党，如何过渡到一个没有共产党的社会，如何延续我们民族的薪火传承，已经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具体问题了。 大纪元将于今天开始发表特别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给为祸人间一个多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盖棺论定。 纵观八十多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其所到之处永远伴随着谎言、战乱、饥荒、独裁、屠杀和恐惧；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观被共产党强力破坏；原有的伦理观念和社会体系被强制解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和谐被扭曲成斗争与仇恨；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与珍惜变成妄自尊大的“战天斗地”，由此带来的社会道德体系和生态体系的全面崩溃，将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拖向深重的危机。而这一切灾难都在共产党精密的策划、组织和控制下发生着。 “无可奈何花落去”，现今苟延残喘的共产政权已经日暮途穷，它们的崩溃指日可待。在其彻底灭亡之前，我们有必要全面反思和揭露这个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全的最大邪教组织，让仍旧被共产政权欺骗的人们认清它十恶俱全的本质，从精神上肃清共产党的流毒，从心理上摆脱共产邪灵的控制，跳出恐惧的枷锁，放弃对共产党的一切幻想。 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也最荒谬的一页，又以江泽民发动的对“真善忍”的镇压最为邪恶。这场运动给中共的棺材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反思这段历史，是为了让这样的悲剧永不再发生。同时我们每一个人也能由此省思自己的内心世界，是否很多本不该发生的悲剧却因为我们的懦弱和妥协而得以成全。 《九评共产党》系列文章的题目： 九评之一：评共产党是什么 九评之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 九评之三：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 九评之四：评共产党是反宇宙的力量 九评之五：评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 九评之六：评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 九评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 九评之八：评中国共产党的邪教本质 九评之九：评中国共产党的流氓本性 大纪元编辑部敬告 2004年11月18日 【九评之一】评共产党是什么 前言 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在黄河与长江所哺育的这块土地上滋长生息，历经了数十个朝代，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其间有起有落、有兴有衰，波澜壮阔、扣人心弦。 1840年，被史界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从中古世纪走向现代化的起点。从那时候起，中华文明大概经历了四波的挑战和回应。前三波挑战，可以以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6年日俄在中国东北的战争为冲击肇因所形成的挑战，而中国对之的相应回应，则是器物引进（即洋务运动），制度改良(即戊戌变法和大清立宪)，以及后来的辛亥革命。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的利益未被列强考虑，当时的许多中国人认定，前三波的回应全都失败了，因此出现了五四运动，从而开始了第四波，也是最后一个层面的回应，文化层面的全盘西化，随后更开始了极端革命，即为共产主义运动。 本文所关注的，是中国最后一波回应的结果，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分析一下在经历了160多年时间，付出了近亿非正常人口死亡、以及几乎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文明之后，中国所选择的，或者说是中国所被强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一、以暴力恐怖夺取和维持政权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共产党宣言》是这样结尾的。暴力，是共产党取得政权的手段，也是最主要的手段，这是这个党产生之日起便被决定的第一个遗传基因。 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事实上是马克思死后多年才产生的。1917年十月革命的第二年，苏俄共产党（布）正式诞生。这个共产党是在对“阶级敌人”实行暴力中产生的，之后则在对自己人的暴力中维持存在。苏联共产党在内部整肃中，屠杀了两千多万“间谍”、“叛徒”和异己分子。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就是苏联共产党控制的第三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自然继承了这种暴力传统。1927年到1936年所谓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江西人口从二千多万下降到一千多万，其祸之烈，可见一斑。 如果说，夺取政权的战争中暴力无可避免，那么世界上从来没有象共产党这样的在和平时期仍然酷爱暴力的政权。1949年之后，中共暴力残害的中国人，数目竟然超过之前近三十年的战争时期。 在这方面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中国共产党所全力支持的柬埔寨红色高棉，其夺取政权后居然屠杀了柬埔寨全国四分之一人口，包括该国的大多数华裔和华侨。并且，中共至今阻拦国际社会对红色高棉的公开审判，其目的当然是为了继续遮掩中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所扮演的恶劣角色。 必须指出的是，世界上最残暴的割据武装和残暴政权，也都和中国共产党有密切关系。除了红色高棉之外，印尼共产党，菲共、马共、越共、缅共、寮共、尼泊尔共产党等等，也都是中共一手支持建立，其中党的领袖许多都是华人，有些现今仍然躲藏在中国。 而世界上以毛主义为宗旨的共产党，包括南美的光明之路、日本的赤军，其残暴行径同样为世人所知所唾弃。 共产主义理论来源之一是进化论。共产党把物种竞争，推演到社会进化中的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唯一动力。因此，斗争成为共产党获得政权以及维持生存的主要“信仰”。毛泽东的名言“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正是这种生存逻辑的表白。 和这个表白同样闻名的，是毛泽东的另一句话：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来一次”。重复使用暴力，是共产党政权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暴力的目的，是制造恐惧。每一次斗争运动，都是共产党的一次恐惧训练，让人民内心颤抖着屈服，以至成为恐惧的奴隶。 今天，恐怖主义变成了文明和自由世界的头号敌人。但共产党的暴力恐怖主义以国家为载体，规模更为巨大，持续时间更为长久，为祸也更为酷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共产党的这一遗传基因在适当的时候一定会对共产党未来走向起决定性的作用。 二、以谎言为暴力的润滑剂 衡量人类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是暴力在制度中所发挥作用的比例。共产政权社会，显然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大倒退。然而，共产党居然成功地一度令世人以为是进步。这些人认为，暴力的使用，是这种社会进步所必需而且必然的过程。 这不能不说是共产党对谎言欺骗运用得举世无双的结果。因此，欺骗和谎言，是共产党的另一遗传基因。 “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 这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1947年7月4日发表的社论，仅仅三年之后，中共便派兵在北韩和美国兵戎相见，并把美国人描绘成世界上最邪恶的帝国主义分子。每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人，看到这篇50多年前的中共社论，都会感到无比的惊讶，以至于中共需要查禁重新出版类似文章的有关书籍。 中共建政后，肃反、公私合营、反右、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每次都采用了相同的手段。其中最著名的，是1957年中共号召知识分子给中共提意见，然后按图索骥捉拿“右派”，当被人指为阴谋的时候，毛泽东公开表示：那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谎言和欺骗，在这些夺权和保权过程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具有深厚的历史意识。中国是世界上信史最长也最完整的国家，盖中国人要依据历史来判断现实，甚至从中达致个人精神的升华。因此，隐瞒和篡改历史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统治手段。从早至春秋战国，晚至文革历史全面加以隐瞒、篡改和改述，50多年来从未间断，并且对所有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努力，都无情地予以封锁和灭杀。 当暴力不足而需要加以掩盖修饰的时候，欺骗和谎言便登场了。谎言是暴力的另一面，也是暴力的润滑剂。 应该承认，这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创造，只不过共产党是把古已有之的流氓行径堂而皇之地加以使用而已。中国共产党承诺给农民土地、承诺给工人工厂、承诺给知识分子自由和民主、承诺和平，如今无一兑现。一代被骗的中国人死去了，另一代中国人继续对中共谎言着迷，这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 三、不断变化的立场原则 在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电视辩论的时候，其中一位候选人说，人可以经常改变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但不能总是转变他看问题的原则，否则这个人便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这句话深具启发性。 共产党正是一个典型。以中国共产党为例，建党八十年来的十六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竟对其党章修改了十六次，而夺取政权之后的五十年，对中国宪法大改了五次。 共产党的理想是社会公平，而社会公平的极致是实现共产主义。但今天，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而党国大员在八亿贫困人口的基础上，大多成了腰缠万贯的大亨。 中共的思想，从最早的马列主义，加上了毛思想，再加上邓理论，最后又有三个代表。其中，马列毛的主义和思想，和邓理论及江代表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其背道而驰以至相差万里，也居然可以被中共摆在同一张神台上加以膜拜，实在是古今一大奇观。 共产党从没有祖国，建立全球大同，到今天的极端民族主义；从剥夺所有私有财产，打倒一切剥削阶级，到今天的吸引资本家入党，其基本原则南辕北辙自不必说。在其发迹和维持政权历史上，昨天坚持的原则今天放弃，而明天又再改变的事情比比皆是。但无论如何改变，共产党的目标明确，那就是夺取和维持政权，以及享受社会权力的绝对垄断。 中共历史上的十多次所谓“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说穿了，无非是改变其立场和原则时候的内部倾轧而已。 需要说明的是，每次立场和原则发生改变，都是因为中共的合法性和生存碰到了无法回避的危机而引起。国共合作，亲美外交，改革开放，推动民族主义，无一不是如此，但每次妥协都是为了对权力的夺取或者稳固。每一次的镇压——平反的周期循环，也莫不由此而发生。 西谚有云：真理需要坚持，而谎言永远变化。智哉斯言！ 四、以党性取代和消灭人性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列宁式的政党。中共建党之初，便确立了建党的三大路线，即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若以通俗的语言来描述这三大路线，思想路线是共产党的哲学基础，政治路线即确立目标，然后以严厉的组织形式来实现这一目标。 共产党员以及共产社会的人民首先被要求的，是绝对的服从，这是所谓组织路线的全部内容。 在中国，人们了解共产党员普遍的双重人格特征。在私下场合，共产党员多具有普通的人性，具有一般人的喜怒哀乐，也有普通世人的优点和缺点，他们或许是父亲，或许是丈夫，或许是好朋友，但凌驾在这些人性之上的，则是共产党最为强调的党性。而党性，按照共产党的要求，永远超越普遍人性而存在。人性当成相对的，可变的，而党性则是绝对的，不能被怀疑也不能被挑战。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父子相残，夫妻反目，母女告发和师生互斗的事情普遍存在，那是党性在起作用。早期，中共高级干部的家人被划为阶级敌人被镇压，中共干部无法相救的事例更多，也同样是党性的作用。 这种党性，是共产党组织长期训练的结果。这种训练，是从幼儿园开始的。在幼儿教育中，所给出的标准答案虽然不合常识和儿童人性，但却是获得成绩的标准。中小学乃至大学的政治教育中，学生学到的，是必须遵从党所给出的标准答案，否则无法合格和毕业。 一个党员，无论他在私下对你表达了怎样的意见，但一旦作为党员表态时，必然要和“组织”保持一致。这个组织由下至上，最后统一到这个庞大集团金字塔的最高一点，这是共产党政权的最重要的结构特征，绝对服从。 在今天，中共已经完全蜕变成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集团，或已不再有共产主义的追求目标，但组织原则没有变化，绝对服从的党性要求没有发生变化。这个党，以凌驾所有人类和人性的方式存在，一切危害或者被认为可能危害到党的组织或者领导人的人，都会被立即加以清除，无论这个人是普通百姓还是中共的高级领导人。 五、反自然和反人性的邪灵 天地万物都有其生成衰亡的生命过程。 和共产党政权不同，所有的非共产党政权社会，无论其如何专制和极权，社会都有一部分自发组织和自主成份。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上是一个二元的结构，农村以宗族为中心自发组织，城镇以行会为中心自发组织；而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只管理县级以上的政府事务。 现代除共产党以外的最严酷的极权社会如纳粹德国，仍然保持了私有产权和私有财产。共产党政权中，所有这些自发组织和自主成份被彻底铲除，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自上而下的集权结构。 如果说前一种社会形态是由下至上的、自然发生成长的社会状态，那么共产党政权则是一种反自然的社会状态。 在共产党那里，没有普遍的人性标准，善良和贪恶、法律和原则变成随意移动的标准。不能杀人，但党认定的敌人除外；孝敬父母，但阶级敌人父母除外；仁义礼智信，但党不想或不愿意的时候除外。普遍人性被彻底颠覆，所以共产党也是反人性的。 所有的非共社会，大多承认人性善恶同在的现实，然后以固定的契约来达致社会平衡。共产社会不承认人性，既不承认人性中的善良，也不承认人性的贪恶。铲除这些善恶观念，按照马克思的话说，是彻底颠覆旧世界的上层建筑。 共产党不信神，也不尊重自然万物，“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战天斗地，残民以逞。 中国人讲天人合一，按照老子的说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和自然是一个连续的宇宙状态。 共产党也是一种生命，但其反自然、反天、反地、反人，是一种反宇宙的邪恶生灵。 六、邪灵附体的特征 共产党组织本身并不从事生产和发明创造，一旦取得政权，便附着在国家人民身上，操纵和控制人民，控制着社会的最小单位以保护权力不致丧失，同时垄断着社会财富的最初来源，以吸取社会财富资源。 在中国，党组织无所不在，无所不管，但人们从来看不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财政预算，只有国家的预算，地方政府的预算，企业的预算。无论是中央政府一直到农村的村委会，行政官员永远低于党的官员，政府听命于同级党组织。党的开销支出，均由行政部门开销中付出，并不单列开支。 这个党组织，就像一个巨大的邪灵附体，如影随形般附着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单元细胞上，以它细致入微的吸血管道，深入社会的每一条毛细血管和每一个单元细胞，控制和操纵着社会。 这种古怪的附体结构，在人类历史上，有时候在社会局部出现，有时候在整个社会短暂出现，却从来没有象共产党社会这样彻底、长久而且稳定持续。 所以，中国农民才会如此贫穷辛苦，因为他们不但要负担传统的国家官员，还要负担和行政官员同样人数甚至更多的附体官员。 所以，中国的工人才会如此大规模下岗，因为那些无所不在的吸血管道，多年来就一直在吸取企业的资金。 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才会发现自由是如此的困难，因为除了主管的行政机构外，还有那个无所不在却又无所事事而专门监视着他们的影子。 附体，需要绝对控制被附体者的精神以获得维持自身存在的能量。 现代政治学一般认为，社会权力有三个来源，即暴力、财富和知识。共产党以垄断和肆意使用暴力，剥夺人民财产，以及最重要的，剥夺言论和新闻自由，剥夺人民的自由精神和意志，来达到其绝对控制社会权力的目标。以此而论，中共这一附体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可以说是古中今外无出其右者。 七、反省自己摆脱中共附体 马克思在共产党的第一份纲领文件《共产党宣言》中这样宣布：1848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一百年后，共产主义已经不仅仅是幽灵，而是真正具有了具体的物质实相。这个幽灵，在上个世纪的一百年中，像传染病般在全世界泛滥展开，屠杀了数以千万人的性命，剥夺了亿万人的个人财产甚至他们原本自由的精神和灵魂。 共产党的初始原则，是剥夺所有的私有财产，进而消灭所有“剥削阶级”。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是民众所有社会权利的基础，很多时候，也是民族文化载体的重要部分。被剥夺了私有财产的人民，也必然被剥夺精神和意志的自由，进而最后丧失争取社会和政治权利的自由。 中国共产党因为自身生存危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经济改革，把人民财产权利部分归还，也把共产党政权这个庞大而精密的控制机器，捅出了第一个窟窿，这个窟窿，到今天越来越大，发展成为全体共产党官员发疯般为自己聚敛财富。 这个以暴力和谎言，不断变换自己外表形象的附体邪灵，近年来败象尽显，已经到了惊弓之鸟、风声鹤唳的程度，它以更加疯狂聚敛财富和控制权力来试图自救，但却更进一步加剧了其危机的到来。 现今的中国，貌似繁荣，但社会危机已经积累到了空前的地步。按照中共的习性，或许将再一次施展其过去的伎俩，这包括再次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对六四事件当事人或者法轮功等平反，又或者制造出“一小撮”敌人，以继续供其展示暴力恐怖力量。 中华民族在一百多年来所面临的挑战中，从器物引进、制度改良到最后的极端激烈革命，付出了无数生命，丧失了绝大部分民族文明传统，现在证明仍然是一个失败的回应。在全民的仇恨、愤懑中，一个邪灵乘虚而入，最终控制了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仍然继承古老文明的民族。 在未来的危机中，中国人无可避免地需要再次进行选择。但无论如何选择，中国人都必须清醒，任何对这个现存的邪灵附体的幻想，都是对中华民族灾难的推波助澜，都是向附在身上的邪恶生命输注能量。 唯有放弃所有幻想，彻底反省自己，而坚决不被仇恨和贪婪欲望所左右，才有可能彻底摆脱这一长达50多年的附体梦魇，以自由民族之身，重建以尊重人性和具有普遍关爱为基础的中华文明。 【九评之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 前言 按《说文解字》，“党”意即“尚黑”。“党”，“党人”，在汉语中含有贬义。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中注释为：“相助匿非曰党。”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小集团，往往被称为“朋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好的概念，所以会有“狐朋狗党”这个贬义词，“结党”和“营私”往往连在一起。 为什么在近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共产党，并且成了气候还夺取了政权？中国共产党不断给中国人民灌输：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还是共产党结党营私，逼迫中国人民接受？我们只能从历史中找答案。 从满清后期到民国初期，中华古国经历着巨大的外来冲击和内在变革，社会处于混乱和痛苦之中。其间许多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满怀济世救国的忧患意识。但是在国难和混乱中，他们由失望变成了完全的绝望。有病乱求医，他们到中国以外寻找灵丹妙药，英国式的不行就换法国式的，法国式的不行再换俄国式的，不惜下猛药烈药，恨不得一日即能振兴中国。 五四运动就是这种绝望的充分表现，有人主张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有人主张引进洋文化，总之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反对中庸之道，急于走捷径，主张砸烂一切。他们中的激进分子，一方面报国无门，一方面对自己的理想和意志深信不疑，认为现实世界无可救药，只有自己找到了历史发展的机关，对革命和暴力抱以巨大热情。 不同的机遇让不同的人找到了不同的理论、学说、路线。终于有一组人，他们碰上了从苏俄来的共产党联络人，“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马列思想迎合了他们的焦躁情绪，符合他们救国救民的愿望，一拍即合。他们把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国思想，引入了中华。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共有13人，后来死的死，逃的逃，有人投靠日本人做了汉奸，有的脱党投靠了国民党，成了叛徒或机会主义分子，到1949年中共掌权时，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还留在中共党里。不知这些中共建党人当时有没有想到，他们从俄国请来的这个“神灵”却是一个邪灵，他们找来的这剂强国之药却是一付烈性毒药。 当时革命成功不久的苏俄共产党政权，已对中国抱有野心。1920年，苏俄成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中国等国共产党的建立工作，主管为舒米亚茨基，维经斯基做副手，和陈独秀等人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6月他们向共产国际提交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计划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1921年7月23日，在尼科尔斯基和马林的组织下，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从此，共产主义运动被实验性的引进中国，党的生命大于一切、征服一切，开始给中国带来一场无休止的浩劫。 一、共产党起家是其积中外邪恶之大全的过程 在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要移植进来一个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的共产党，引入一个外来邪灵，实在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中共用共产主义的大同思想欺骗民众和爱国无门的知识分子，又进一步歪曲已被列宁严重歪曲了的共产主义理论，以此为依据，摧毁一切不利于它的统治的传统和价值，消灭一切不利于它统治的社会阶层和人士。中共拿来了工业革命对信仰的摧毁，又拿来了共产主义更彻底的无神论。中共拿来了共产主义对私有制的否定，又拿来了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与此同时中共还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帝王制的最坏部分。 中共的起家历史，是一个逐步完成其集中外邪恶之大全的过程，中共完善着它“中国特色”的九大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这些基因承传不断，手段和恶性程度在危机中进一步得到强化和发展。 (一)基因之一：邪——披上马列主义的邪皮 马克思主义当初吸引中国共产党人的是“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正是马列根本之邪。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其实是狭隘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剩余价值的经济学，在早期资本主义还不发达时，片面短视的预言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已经被历史和现实所否定。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强权政治和无产阶级主宰论。《共产党宣言》以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阐述了共产党的历史观及哲学观。无产者以打破已有的传统道德和社会关系、夺取政权为斗争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把共产主义放在与一切传统对立的位置。 人类天性对暴力是普遍排斥的，暴力之中人变得暴虐，共产党的暴力学说从本性上被人类的共性所否定。与任何先前的思想、哲学、传统都查不到实质上的渊源关系，是天地间凭空掉下来的一个莫名的恐怖体系。 这种邪恶观念的前提是“人定胜天”，人为的改造世界。共产党用“解放全人类”、“世界大同”的理想吸引过不少人，一些具有忧患意识而又渴望干一番事业的人，最容易被共产党蒙骗。他们忘记苍天在上，在建立“人间天堂”的美丽谎言中，在建功立业的征战中，他们蔑视传统，将他人的生命看轻，也把自己的生命变得轻于鸿毛。 人造的“共产主义世界”被奉为真理，“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共产党用这种绝对、荒诞的理念去斩断人和上天的渊源关系，斩断他们和祖宗、民族传统的血脉，召唤他们为共产主义献身，加持共产党的虐杀能量。 (二)基因之二：骗——邪恶要装正神，就要行骗 邪一定要骗。共产党要利用工人阶级，封他们为“最先进的阶级”，“大公无私”，“领导阶级”，“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等；共产党要利用农民，称赞他们“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许诺“耕者有其田”；共产党需要资产阶级的帮助，于是封之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许诺以“民主共和”；共产党快要被国民党彻底剿灭了，于是大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承诺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抗日战争一完，便大打出手，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建国后很快消灭了资产阶级，最后把工农变成了彻底的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 统战是党骗的典型一招。为了打赢内战，共产党一度改变过去一定要杀死地主、富农全家的做法，对地主、富农这样一些阶级敌人，采取了“临时性的统一战线政策”。1947年7月20日，毛泽东指示说：“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取缓和态度。……藉以减少敌对分子。”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地主富农仍没有逃脱群体灭绝的命运。 说一套做一套。党要利用民主党派时，其口号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而任何真正不同意、不符合它思想、言行和组织的，都要加以消灭。马克思、列宁和中共领导人都说过，共产党的政权不能与人共享，共产主义一开始便直截了当的带着独裁主义先天基因。由于它的专制排他性，无论是夺取政权时期还是掌握政权时期，共产党从来没有和其他政党和团体真诚相处过，所谓宽松时期也至多是“花瓶”待遇。 历史的教训是：共产党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证都不会兑现。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 (三)基因之三：煽——善于制造仇恨，挑起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 骗为了煽。斗争一定要有仇恨，没有仇恨可以制造仇恨。中国农村有一套根深蒂固的土地宗族制度，是共产党建立政权的根本障碍。农村社会本来是和谐的，土地所有和租用关系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地主养活农民，农民养活地主。这种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依存的关系，被共产党改变成阶级对立、阶级剥削的关系，变和谐为敌对、为仇恨、为斗争，变合理为不合理，变有序为混乱，变共和为专制，主张剥夺，谋财害命，杀地主富农本人，杀地主富农家人，杀地主富农家族。不少农民不肯强夺他人的财产，白天拿了，晚上又送回地主家去，被工作队知道了骂作阶级觉悟不高。白毛女本来是仙姑，不是被压迫的故事，被部队文工干事改编成话剧、歌剧、芭蕾舞来煽动阶级仇恨。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不抗日，还攻击国民党政府卖国不抗日，甚至国难当头还煽动人们反对国民政府。 挑起一部分人仇恨和格杀另一部分人的手法是共产党运动的经典手段，“95%：5%”的阶级划分公式因此而来。共产党后来的系列政治运动充分运用、不断发展了这一手法。划进95%则安全无事，掉进5%则成为被斗争的敌人，争取能站进95%的行列成为大多数人在恐惧中的自我保护方法，落井下石也由此蔚然成风。 (四)基因之四：痞——流氓痞子组成基本队伍 痞是邪的基础，邪就得用痞。共产革命是痞子流氓起义，经典的“巴黎公社”纯粹是社会流氓的杀人放火打砸抢。连马克思也看不起流氓无产阶级，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天生的分散性与愚昧性，甚至不够格称作阶级。 中国共产党从恶的方面发展马克思的东西，毛泽东说“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流氓无产者加持了中共的暴烈，建立了早期农村苏维埃政权。“革命”，这个被共产党的话语系统灌注了正面意义的语词，实在是所有善良人的恐惧和灾难，是取“命”来的。文革时讨论流氓无产者，共产党认为自己被叫做“流氓”不好听，缩写为“无产者”。 痞的另一个表现是耍无赖，被人称为独裁时摆出一副恶霸嘴脸：“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施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 (五)基因之五：间——渗透，离间，瓦解，取代 骗、煽、痞犹不够，间亦用之。中共渗透有术，地下工作的“前三杰”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北风，他们的实际领导者是中共中央特务二科科长陈赓。钱壮飞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中华民国政府军第一、第二次对江西的围剿决策和情报，钱壮飞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信函，经李克农亲自送至周恩来手中。1930年4月，表面上由钱壮飞率领，实际上由陈赓领导，用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证件和经费，在东北建立了一整套明属国民党、暗属共产党的双重特务组织。李克农亦曾打入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部担任译电员，中共保密局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急电就是被李翻译后由钱壮飞送给周恩来的，免除了被一网打尽的下场。 亲共的杨登羸担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特派员，中共认为不可靠的党员，便让他去逮捕和处决。河南一个老干部，曾因得罪了共产党中的干部，便被自己人开后门送到国民党监狱中关押了好几年。 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共情报战线直达蒋介石身边，国防部作战次长、掌握国民党调动军队大权的刘斐中将竟是中共地下党。在被调动的军队自己还不知道时，延安就已经得到情报，并据此而拟好作战计划。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熊向晖，将胡宗南大军进攻延安的计划通报周恩来，以致胡宗南打进延安时，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周恩来曾经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已经看到了。” (六)基因之六：抢——巧取豪夺成为新秩序 中共的一切都是抢来的。拉起红军搞武装割据，军火弹药、吃饭穿衣需要钱，而“筹款”的形式是打土豪抢银洋，与土匪没有区别。李先念的红军在鄂西一带绑票县城里的首富人家，不是绑一个，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绑一个，叫“绑活票”。“绑活票”不“撕票”，即不杀人质，留下活口，目的是要家里人一坛一坛不断地送大银元去供养红军。直到喂饱了红军，或是家破人亡，无油水可榨，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质放回。有人因此被惊吓折磨致死。 “打土豪，分田地”又把巧取豪夺推广到社会，代替传统成为新的秩序。共产党大恶小恶都要做，大善小善都不积。什么人都给点小恩小惠，为的是挑动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于是积善重德被搞掉了，只要会杀人就行。“共产大同”实际成了对暴力豪夺的认同。 (七)基因之七：斗——摧毁传统宗法秩序和国家制度 骗、煽、痞、间均为了抢、斗。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共产革命决不是无组织的打砸抢，党说“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指明要摧毁乡村的传统制度和习惯。 共产党的斗还包括武斗、武装斗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夺取政权时要斗，若干年后的文革中，同样的斗争基因又被用于教育下一代。 (八)基因之八：灭——创造了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 共产党做的许多事都很绝。其许诺知识分子以人间天堂，而后来把他们打成“右派”、改造成“臭老九”。其对地主资本家财产的剥夺，对地主富农阶级的消灭，对乡村秩序的摧毁，对地方政权的攫取，对有钱人的绑票勒索，对战俘的思想和灵魂洗脑，对工商资产阶级的改造，对国民党的渗透和瓦解，对共产国际的分裂和背叛，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清洗，对党内的高压政治，做的事都很绝。 这一切，无不建立在它的群体灭绝理论基础之上，历次运动无一不是恐怖主义的群体灭绝运动。共产党从早期就开始不断创造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由共产党的阶级论，革命论，斗争论，暴力论，专政论，运动论，政党论等等组成，全是各种各样群体灭绝实践经验之总汇。 中共最大特色的群体灭绝是从思想上和人性良知上的灭绝，这是符合其集团根本利益的恐惧统治方法。你反对它，它要消灭你，你拥护他，它也可能要消灭你。它认为需要消灭的就要消灭，以至造成每个人都有危机感，都惧怕共产党。 (九)基因之九：控——用党性控制全党，再教化到全民和全社会 所有的基因都为着同一个目的：恐惧型的高压控制。共产党的邪恶，使它成为所有社会力量的天敌。从成立之日起，共产党就在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中挣扎，其最大危机一直是生存危机，存在就是恐惧，永恒的危机感。危机中的恐惧成了共产党最高利益所在——艰难维持党的集团存在和权力。共产党常不得不以表面的更坏补充着它力量的不足。党的利益不是个体党员利益，也不是所有个体利益的总和。它是共产党集团的利益，高于个人的一切。 “党性”是党这个邪灵最厉害的本质之一，具有无限扩展，吞噬人性，把人变成非人的强制能力。周恩来和孙炳文是同志，孙炳文死后，其女儿孙维世被周恩来认作干女儿。文革中孙维世挨整，孙维世的家人在她死后发现她头上被钉进了一颗长钉子，可是在孙维世的逮捕书上签字同意的却是周恩来。 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任弼时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任鸦片专员。鸦片是列强侵略中国的象征，敢冒违背民族大义之大不韪而大片种植鸦片，确实需要点党性。因为极为敏感，中共用“肥皂”作为“鸦片”的代号，输往境外赚取经费。中共新领导人在任弼时生日一百周年时发表讲话，称他“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范的共产党员。他信念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他的党性高度评价。 一个党性模范是张思德，党说他是烧砖窑倒塌而牺牲，民间说他是烤鸦片而死。因为他默默在中央警卫团当兵，不求升迁，得到了中共“重于泰山”的褒奖。他和后来的另一个典型的党性榜样，以“革命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著称的雷锋，俩人长期被用来教育全体中国人，要像他们那样忠于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共产党的无数英雄模范都被用作这种强化党的钢铁意志和党性原则的示范。 在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更是把思想控制的基因发扬光大，共产党成功铸造了几代党的“工具”和“螺丝钉”。党性被强化成了一贯的思维定式，千篇一律的行为模式，推展到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党性行为模式披上国家之皮，党性思维定式成为全国人民的自我洗脑，服从和配合邪恶的机制。 二、中国共产党不光彩的起家史 中国共产党说自己的历史是“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光辉历史，往自己脸上贴金是为了赋予共产党政权合法性。事实上，共产党的发家史一点也不光彩。它只有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的九大基因，才最终夺取了政权。 (一)中共成立——吸苏共的奶水长大 中共教育人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中共成立之初，是苏俄的亚洲中国支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卖国政党。 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没有钱，没有理论和实践，更没有主心骨，加入共产国际是对暴力革命的参与和依附，中国暴力革命和马克思、列宁阶段的暴力革命一脉相承。共产国际是全球颠覆各国政权的总指挥部，中共那时是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执行苏俄红色帝国主义的东方路线。中共仰仗苏共成熟的暴力夺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都听命于苏共，照抄外来非法组织的地下秘密生存方式，实行严密监视控制。苏共是中共的主心骨和靠山。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是由共产国际主持制定的，宣言依据的是马列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建党学说，以苏共党纲作为重要依据。中共党的灵魂是苏共式的外来品。中共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经有不同意见，马林带一封信给陈说，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虽然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教父，也只好听从共产国际教廷的命令，隶属和屈从苏俄。 陈独秀在1923年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一年来，共产国际在中国用款20余万，而中共成绩不佳，共产国际责备中国同志太不努力。 据中共解密文件不完全统计，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收入16,655元；1924年1500美元和32,927.17元；1927年为187,674元，每月共产国际给费用平均在2万元左右。中共现在的拉关系、走后门、迎合、买通、甚至威胁等方法在早期已经使用。共产国际主管曾严厉批评中共中央不断要钱的做法，“他们利用经费来源不同（国际联络局、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军事组织）这一情况，得以弄到这些经费，因为这一个来源不知道另一个来源已经拨出。……有趣的是，前来的同志总是不仅十分清楚地了解俄国同志的情绪，而且甚至了解应该怎样区别对待与这项或那项拨款相关的某位同志。而一旦多数同志相信不能通过正式途径弄到，就开始逃避事务性的会见。然后采取最粗暴的敲诈手段，如散布谣言，说什么基层工作人员似乎责备苏联，把钱给了军阀而不给中央。”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附体挖心，破坏北伐 中共一直教育人民，蒋介石背叛了国民革命，共产党被迫武装起义。 实际上，共产党发起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为了附体于国民革命发展自己，并且在行动中急于夺权发动苏维埃革命，破坏和背叛了国民革命。 1922年7月中共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因为急于夺取政权，反对与国民党联合的意见主导了大会。但是太上皇共产国际推翻决议，指令中共加入国民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去世以前已经提出领导权问题。如果孙中山没有去世，中共夺权针对的就不是蒋介石了。 靠了苏俄撑腰，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大肆抓权：谭平山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冯菊坡担任工人部长全权处理事务的部秘书，林祖涵担任农民部长，彭湃在农民部担任部秘书，毛泽东担任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军校、军队领导权向来是共产党关注的焦点：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张申府担任副主任。周恩来还兼军法处处长，到处安插苏俄军事顾问。不少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军校政治教官和教职人员，担任国民革命军的各级党代表，并规定没有党代表的附属签名，一切命令均不生效。这样附体国民革命的结果，使得中共由1925年的不满千人，暴增至1928年的三万人。 北伐革命始于1926年2月。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进行了三次武装暴动，最后进攻北伐军师部，被北伐军解除了武装。广东的总罢工纠察队每天都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这样的骚扰直接导致了“四．一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大清洗。 1927年8月，国民革命军内的共产党藉机发动南昌暴动，被很快镇压下去。9月发动了攻打长沙的秋收起义，也被镇压下去；共产党开始实行“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的网络式控制，流窜到井冈山地区，建立农村局部政权。 (三)湖南农民暴动——发动痞子造反 北伐期间，国民革命军在征战军阀，共产党在农村造反夺权。 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也是流氓起义，与首场著名的共产革命巴黎公社流氓起义互相佐证。法国人民和当时在巴黎的外国人都亲自见证，巴黎公社社员是毫无理想、破坏成性的一群流寇，住高楼大厦，吃美味珍馐，只知眼前快乐，不知有死。巴黎公社暴乱期间，他们实行报禁；把给国王宣讲的达尔布瓦大主教抓作人质枪毙，暴杀教士六十四人；纵火焚烧宫殿；官署民宅，纪功碑，铭勋柱，无不摧毁槌碎以为快事。法国首都富丽甲天下，欧洲无可伦比，起义过后，楼台化为灰土，民众惨成枯骨。惨酷之祸，古今罕有。 毛泽东承认，“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直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是革命的需要，”革命建立了恐怖秩序。 (四)北上抗日——失败逃亡 中共把“长征”说成是北上抗日，把“长征”炒成了中国革命的神话：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北上抗日是中共掩盖失败的一个无耻谎言，史实是1933年10月至1934年1月共产党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败，中共农村政权相继丧失，根据地日益缩小，中央红军被迫逃亡。这才是“长征”的起因。 向西突围，曲线接近外蒙和苏联是真正的长征路线意图。当时中共步履维艰，西进靠近外蒙，不至腹背受敌遭聚歼，兵败则进入苏联。选择走山西和绥远，一方面可以高举抗日大旗争得民心，另一方面是这一带安全，没有日本人，日军侵占的是长城一线。一年后共产党长征逃亡到陕北时，中央红军主力由八万多人减至六千人。 (五)西安事变——成功用间，二次附体 西安事变，指发生于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的兵变。 按照中共的教科书，西安事变是张、杨逼蒋抗日的“兵谏”，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赴西安商讨事变善后事宜，在全国各界的调停下，事变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成为扭转中国危局的关键。中共把自己描绘成一个顾全大局、爱国抗日的红脸。 越来越多的资料揭示出，西安事变前夕杨虎城、张学良身边已聚集了许多共产党的特务。地下党员刘鼎，经宋庆龄介绍到张学良身边。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表扬说：“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而杨虎城的身边，夫人谢葆真直接就是共产党，在杨的军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和杨虎城结婚的。后来官至外交部副部长的共产党人王炳南，当时是杨公馆的座上客。正是他们这些杨、张周围的许多中共党员直接策划了这次兵变。 事变之初，中共的领导人很想杀掉蒋介石，以报围剿之仇。当时中共在陕北力量已经很弱小，处于一役就可能被彻底消灭的困境，中共尽其煽、骗之能事，策动张、杨兵变。斯大林出于牵制日本避免其攻打苏联的需要，亲自写信给中共中央，指令不杀蒋介石，要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和周恩来也看到，凭当时中共的力量绝对不可能吃掉国民党，杀了蒋介石，共产党更可能被赶来报仇围剿的国民党军队所消灭。中共立刻改变腔调，以联合抗日为名，迫使蒋介石接受二次国共合作。 共产党策动兵变在先，把蒋介石置于屠刀之下，却又转过身来唱红脸，逼着蒋介石答应再次接纳共产党。中共不仅躲过灭顶之灾，而且得以二次附体国民政府，红军变成了八路军，再次发展壮大。中共之狡诈欺骗，不可不称高手。 (六)抗日战争——借刀杀人，扩大自己 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党有一百七十余万军队，十一万吨排水量的军舰，各种飞机约六百架。共产党加上1937年11月改编的新四军，总数仍没超过七万人，内部还争权分裂，已弱小到只需一战便可根除的程度。中共知道，如果把队伍拉出去跟日本人打仗，一个日军师团也打不过。中共的眼里，领导权而不是民族存亡，才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于是策划了“在联蒋过程中必须为争取领导权而斗争，但这只能在党内讲，并在实际工作中实现”的方针。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所为是和日本侵略者互相配合、并肩作战。在满洲事变宣言中，中共号召全中国人民“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域，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学生罢课，贫民罢业，士兵哗变”，推翻中国政府。 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却只在后方收编地方军和游击队，除了平型关等几个屈指可数的对日战斗外，共产党无抗日战绩可言，只是在忙于扩大地盘，在日本投降时抢着受降日军，把自己扩充成号称拥有九十余万正规军和两百万民兵的强大力量。抗日的正面战场则全留给了国民党军队，国民党战死疆场的将军二百多人，共产党的指挥官几乎毫无损失。中共教科书一再告诉人民，国民党不抗日，是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七)延安整风——开创令人闻风丧胆的整人模式 用抗日的名义吸引了无数爱国青年来到延安，在延安用整风迫害了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中共在建国以后把延安描绘成“革命圣地”，却不讲延安整风的罪恶。 延安整风运动是人中最恐怖、最黑暗、最残暴的权力游戏。以整肃小资产阶级毒素的名义，党清洗着人的文明、独立、自由、容忍、尊严等价值。整风的第一步，是建立每个同志的人事档案，包括(1)自我概述，(2)政治文化年谱，(3)家庭成份与社会关系，(4)个人自传与思想变化，(5)党性检讨。 在档案中要交代你出生以后所有认识的人，发生的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反覆地写。发现有遗漏，就定成问题人物；还要交代参加过的所有社会活动，特别是入党的经过。重点交代参加活动过程的所思所想。最关键的是党性检讨，主要了解在思想意识上，言论上，工作态度上，日常生活上，待人接物上，是否有反党性的行为。以思想意识为例，要检查入党、入伍后是否计较个人利益，是否借党的工作达到私人的目的。对革命前途是否动摇过，或者战斗怕死，想家想老婆。因为没有客观标准，每个人都被发现有问题。 审查干部使用逼供信，清理内奸，必然产生无数冤假错案。整风时代的延安，被称作是一座人性的炼狱，伤害了大批干部。抗日军政大学进驻了审干工作组，两个月的赤色恐怖，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照相，是把人一批一批弄上台让大家看。面不改色者，就没有问题，否则就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 连共产国际的代表都受不了，说延安的情形令人丧气，人们不敢与他人交往，各怀鬼胎，人人流露出紧张和恐惧，每人都不敢为真理及为被诽谤中伤的朋友辩护，只求保住自己的性命，恶棍因阿谀平步青云，侮辱同志、自我羞辱成为延安生活的特性。人们快疯了，大家都但求保住生命和饭碗，荣辱尊严、同志间的爱都被抛弃得一干二净。人们不再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背诵党领袖的文章。这一套做法几乎不做任何改动，就可作为共产党中国成立后大小运动的写照。 (八)三年内战——卖国夺权 俄国的二月革命是一个温和的资产阶级革命，沙皇也以国家民族为重，退位而不是反抗到底。列宁急忙从德国赶回俄国，又搞了一次政变，把推翻沙皇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们杀害，搞起共产革命来，把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扼杀了。中共和列宁一样，把国民革命的胜利果实摘取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发动了推翻国民党政府的“解放”战争，把中国再次推入战争灾难。 中共以人海战术著称。辽沈、平津、淮海战役用的是人肉作炮灰的最原始、最野蛮、最不人道的战术。围困长春的时候，为了消耗长春城内的粮食供应，解放军奉命不许老百姓出逃。结果打长春兵困两个月，活生生饿死冻死阵地前城门外逃难的国民近二十万人而不肯网开一面，事后完全没有一丝愧疚，说“解放长春兵不血刃”。 1947年至1948年，中共先后与苏联签订《哈尔滨协定》和《莫斯科协定》，出卖祖国权益和东北资源，换取苏联在外交和军事上全面支持中共。双方协定苏共经常供应50架飞机补充中共，将收缴的日本武器分两期全部给予中共，苏方控制的东北的弹药、军用物资平价售给中共。国民党一旦对东北发动两栖登陆攻势，苏共秘密协助中共军队作战。苏联协助中共夺取新疆控制权；建立苏中联合空军力量；装备中共11个师。把美国援助苏联的130亿美元的武器的三分之一运入东北。中共为了获取苏联支持，承诺苏联对东北陆路、空中交通的特权；对苏提供国民党政府和美军行动情报；以东北物产、棉花、大豆、战略物资供应苏联，换取精良武器；苏联有优先开采中国矿产的权利；有权在东北和新疆驻军；苏联可将远东情报局设在中国。如果欧洲爆发战争，中共应派远征军10万，劳工2百万支援苏联。除此之外，中共还承诺将辽宁、安东省的特别区域在适当时并入朝鲜。 三、党邪恶基因的表现 (一)党史的特征——永恒的恐惧感 永恒的恐惧感是中共党史的最大特征，维持生存成为共产党与生俱来的最高利益。这种延续生存的最高利益，以强力支撑着那变换无穷的皮中之恐惧本质。它像原生癌细胞一样扩散、渗透了肌体的每一个部位，使其他正常细胞死亡，任由恶性细胞疯长。在历史循环中社会解决不了共产党这个变异的物质，任其扩散，每一层次和范围都无法消化这种强力的变异因素，众多社会被污染，更大面积的泛滥着共产主义或共产主义因素。这些东西又不断的被共产党加强和利用，从根本上变异了人的道德和社会。 共产党是不讲人们公认的道义原则的。共产党的一切原则都绝对为其集团利益服务，以绝对自私为最高原则，没有任何道义原则抑制其集团欲望。从它的自我原则为根本，它需要不断披上不同的外皮。在这个持续危机锁链的早期，中共附着在苏共上，附着在国民党上，附着在国民政府实体上，附着在国民革命上；在它夺取政权以后，中共附着在各种机会主义上，附着在民意民情上，附着在社会机制和手段上，附着在一切之上，把每一次危机，都作为党发家的机会，加强其强制手段。 (二)一以贯之的邪恶是起家的“法宝” 共产党称革命胜利靠的是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国民党根据自己的教训，给共产党加了两条：宣传和使用间谍。党的各大“法宝”都贯穿着共产党所有的流氓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 马列从本质上就是邪的。滑稽的是中共党人都不懂马列。林彪曾说没有几个中共党员真正读过马列。瞿秋白被公认为思想家，承认仅仅看过一些马列皮毛。毛泽东思想是农民造反的山沟马列主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姓资。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更是什么也不是的拼凑了。中共不懂马列，只是从马列中继承了邪，又在其邪恶基础上塞进了它们更邪恶的私货。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中共的统战工作，是骗和短期收买的并用。统是为了战，使共产党从孤家寡人变成人多势众，改变双方力量的对比。有统就有分，分出哪些是敌、我、友、左、中、右，分出哪些该拉，哪些该打，什么时候去拉，什么时候去打。上一阶段可以化敌为友，下一阶段可以化友为敌。比如民主革命时期团结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消灭资产阶级。又比如民主党派领导人章伯钧、罗隆基等在夺取政权时期中共需要他们帮腔，取得政权后不再需要，便打成右派。 (三)党是成熟的流氓 党有软硬两面功夫。软功：宣传、统战、离间、特务、策反、两面三刀、挖心、洗脑、造谣欺骗、掩盖真像、心理战、制造恐怖气氛、恐惧症、健忘症；这些软功可以灭人性，调动恶的一面。硬功：暴力、武装斗争、镇压、政治运动、杀人灭口、绑架、消音、武斗、定期严打等等；这些硬功是党制造恐怖的保证。 党往往是软硬兼施，时松时紧，外松内紧，一放一收，引蛇出洞。中共不停的以民主来将国民党的军，但在共产党统治区内的知识分子王实味稍有一点不同意见，就被当成典型整斗，最后遭斧头砍死，即有名的“野百合花事件”。一位参加过延安整风，挨过整的老干部回忆道，当时被拉去逼供信，在极度高压之下，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良心，编造谎言。第一次经受这种事情，想到自己对不起被牵连的同志，恨不得一死了之。刚好桌上放着一支枪，拿起来对准自己的脑袋，扣了扳机。没有子弹！负责审查他的那位干部这时走进来说，“做错了事承认就好了。党的政策是宽大的。”这样，党通过考验知道你达到极限，也知道你是“忠于”党的，于是过关了。党总是这样把你置于死地，欣赏了你全部的痛苦屈辱，在你痛不欲生时，亲切地出来给你一条好死不如赖活的路，成为你感恩戴德的救命恩人。若干年后，这位老干部在香港了解了法轮功，感到很好。但一开始镇压，所有先前的记忆全回来了，再不敢说法轮功好。 类似的例子还有末代皇帝溥仪，被关在监狱里不断看见别人被杀，以为自己也要被处死了，出于活命的本能，主动配合，自己洗脑，最后写了《我的前半生》，成为中共成功进行“思想改造”的典范。 据现代医学研究，在恐惧高压和被隔离的环境下，许多受害者会对施暴者产生一种畸形的依赖，以其喜怒哀乐为自己情绪的转移，一旦后者施以小惠，前者便感激涕零，甚至生出“爱”来。这种心理学现象，早已被中共成功的运用于对敌人以至对人民的精神控制和思想改造之中。 (四)党是最邪恶的 中共绝大多数总书记都曾经被打成为反党分子。显然，这个党有自己的生命，是一个活的独立的肌体。不一定是党的领导人决定党的方向命运，而是党决定其领导人的命运。江西苏区面对国民政府军队围剿，连生存都成问题，却一点不妨碍党以打AB团的名义把自己人夜里拉出去枪毙，或者用乱石砸死，要节省子弹。在陕北日本人和国民党的夹缝里生存，却进行了以延安整风为名的内部大清洗，杀人无数。如此大规模的内部反覆大屠杀，却不影响其扩大势力最终统治中国大陆，把这种自相残杀模式从当年的小小苏维埃扩展到全国。就像一个恶性肿瘤，在疯长的过程中，核心坏死了，外围还在不断向健康的原生的肌体扩散。原来的

朋友：您好！ 以下真相，我们每个人都应当知道！都有权知道！ 愿每一个善良的中国人都了解真相！ 唤醒百花，春就到。 -------------------- 前沈阳陆军总院实习医生 爆出更多活摘内幕（上） 2023年7月31日，郑治接受大纪元专访，公开披露活摘器官罪行。（视频截图） 人气: 5152 【字号】 大 中 小 更新: 2023-08-04 9:37 PM 标签: 活摘器官, 沈阳陆军总院 【大纪元2023年08月04日讯】【编者按】这是一个大善与大恶共存的时代，善与恶的价值观摆在每一个人的面前，针对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选择从善、发声制止，还是漠视、与魔鬼为伍，是我们必须作出的抉择。该文记述了一个让人心痛、让人思考，最终让人获得勇气站起来的中国人的故事…… （大纪元记者伊铃多伦多报导）29年前，一场命运的操弄，把一个天真无邪、活泼阳光的青年卷入一场惊涛骇浪之中。从此，这位拥有优越生活环境、仕途坦荡的年轻人，背负沉重的良心包袱，在负罪的阴影中隐姓埋名地生活。29年过去，当年的那位阳光青年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人生板荡？ 2015年2月一个最寒冷的日子，我执行一项事先并不知情的采访任务，在多伦多一栋随处可见的公寓楼里见到了这位受访人，那时，他以匿名方式公开了一段自己的亲身经历。8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相遇，他终于鼓足勇气，公开现身，完整地披露了至今还在继续的惊天罪恶…… 他的名字叫郑治，下面是他的自述：（文内有活摘细节过于血腥，慎入） 第一部分 进入沈阳陆军总院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辽宁省辽阳市文圣区东京陵，有一栋六层楼高的商住两用大楼，一楼是商铺，二楼以上是住宅。那是一个繁华的街区，当地有名的东昇诊所就在这栋大楼的一楼，诊所的主人就是我父亲，大家都称他郑医生。 我父亲在当地颇有名气，退休前是153医院职业病科主任，是医院技术权威人物，他的论文发表在国内外专业杂志上，还被收入中国首部“寻医问药台历”。全院上、下员工见到他都毕恭毕敬。 郑治在大连陆军学校读医科，后排左7是郑治。（郑治提供） 郑治和家人在一起。（郑治提供） 青年时期的郑治。（郑治提供） 青年时期的郑治。（郑治提供） 青年时期的郑治。（郑治提供） 我父亲退休前就开了东昇诊所，我家有祖传中医，擅长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疾病，如结肠炎、哮喘等。那时，诊所人来人往、门庭若市，门前常常停满市政府和军区的车，当地市政府官员和军区官员常常带着司机、助手来诊所看病。 我家就住在诊所的二楼，我父亲是典型的东北汉子，热情、豪爽、好客，社交广泛，来往的朋友很多，来人就摆一桌，要么在家里摆，要么到对面的饭店。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当地市政府、沈阳军区好几位高级别的领导都是我家常客，与我父亲交情很好，那时候家里特别热闹。 我是家里的独子，父母和两个姐姐都很宠爱我。别看我现在这么内向，我以前性格活泼开朗，喜欢唱歌，朋友也多，经常和朋友出去吃饭、唱卡拉OK。那时，我在大连陆军学校读医科，周末时常有军区的小车接送我，大门站岗的士兵都认识我。有时候和同学翻墙出去吃饭，回来时，站岗的士兵一看是我，就放我进去了。 在当地，我家算是有一定地位的，我家要办什么事，基本上只要一个电话就搞定。 1994年我进入临床实习阶段，当时放假在家，等待找实习单位，没事我会去诊所帮忙。 有一天，沈阳军区后勤部的军官老福来到诊所，他一见我就说：“嗯，小治，你怎么在家？” 我父亲告诉他：“他正在找实习单位，能不能帮他找一个？” “行、行、行。”老福连说三遍。 沈阳军区有好几家军队医院，都属于军区后勤部管辖。老福给我选了一家最好的医院——沈阳陆军总院。几天以后，他直接把我送到沈阳陆军总院，当天就办好住宿手续。原来他提前就办好一切手续了。这要是别人，连审批都需要几天。 沈阳陆军总院（现北部战区总医院）就坐落在沈阳市，是东三省的顶级医院。能进这家医院工作、实习，都是有来头的，这点大家心里都明白，从不互相打听对方的背景。 我是军区后勤部的军官直接送进来的，在这里更感受到十足的优越感。那时，实习的科室都由我挑选，我选择了普外科、心外科、泌尿外科。这些都是医院的热门科室，也是医院最挣钱的科室。 在医院里，并不是每个实习生都有机会上台做手术，因为带教医生要担当风险。但是我到每个科室都有很多机会上手术台，大家都知道我有背景，医生也希望跟有背景的学生接近。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特权社会，这在沈阳陆军总院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地方，只要有钱，就可以搞定很多事情；但在陆军总院，光有钱，没关系还不行。 医院的病人都是那些军区指战员或当地政府官员。那时，无论在哪个科室实习，经常有军官请吃饭、送礼，还有红包。那时候的礼物都是些杯子、丝巾、烟酒之类。我作为实习生，查房的时候，病人会私下给我一两百块钱红包。其他医生拿的更多，但到底多少不知道。当时我家条件比较好，我通常不要红包。 那个时候，地方打架斗殴的事情很多，但从医院走出去的人都比较威风，没人敢欺负。很多在这家医院看过病的人都会留下联系方式，希望以后能多多联系。后来我也结交了一些当地各行业的朋友。那时候，我家有什么事，只要一个电话就可以办好。 这家医院有器官移植，那是全国都有名的，很牛的。我记得在心外科实习时，当时深圳有一个富豪，他特意坐飞机到沈阳陆军总院换心脏。不过，那时还没听说过“活摘”这个名词，这个富豪等了好长时间都找不到匹配的器官。还有沈阳军区一个高级军官要换肾，等了3年都没有等到，都是靠透析维持生命。 那时，医院有很多人在排队，换器官是很难的。那时候我就知道，其实器官很难匹配。 第二部分 参与活摘器官 秘密军事任务 后来我转到泌尿外科实习。有一天医院突然接到沈阳军区的电话，说是一个军事命令，要求医务人员马上上车，去执行一项秘密军事任务。 当时大概是下午时间，大家刚吃过午饭。科主任开始点名，医生、护士共6人，2名女性，一个护士长，一个护士，3名男军医，我也被点名。 没被点名的医生、护士被要求离开；点到名的人员则被要求留下来。然后科主任命令：从现在开始，所有人必须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包括亲人、朋友；任何人不得碰通讯工具。 电话机就摆在桌子上，当时，我很想跟家里打个电话。但这是秘密军事行动，谁也不能说。 然后，我们6个医生、护士马上集合，上了一辆被改装过的面包车。 我发现，医院出动了2辆同样的面包车，我们上了其中的一辆。我不知道另一辆的情况。在面包车的前面还有一辆军车，军车的门没关，里面是拿着枪的士兵。 当时，我一片茫然，不知道要去干什么。 车子马上启动，军车在前面开路，出了陆军总院，就上了高速公路。开路的军车打着警灯，呜呜地叫，高速路上所有的车都让道，车子飞速前行…… 一路上，大家一脸严肃，谁也不说一句话。车内四周已用淡蓝色布帘完全封闭，一路上也不让看外面。透过布帘的缝隙，我看到前面副驾驶座上坐着带枪的士兵。 过了一会儿，车开到靠近一栋建筑物的地方停下来，大家下车。我发现，这个地方周围都是山，建筑物的周围有穿军装的士兵站岗。有一个军官走过来接待我们，那位军官说，这是离大连很近的一个军队监狱。 活摘肾脏 当天晚上，我们一行住在当地军队招待所，那位接待的军官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在饭桌上，那位军官对我们的负责人说，明天取的器官健康、鲜活；还说，是一位不到18岁的青年，他的父母曾花费一万块钱把他送到军队。 晚上回房间休息，我发现我们的房间外面有士兵站岗。 第二天早晨，我和一个护士随2名军人到监狱里去采血。器官移植需要对血型，怕搞混。 取血回来之后，大家全都上车，车子很快启动，开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停下，大家都安静待在车上，谁也不说话。 透过虚掩的门缝，我看到，车子周围全是站着拿冲锋枪的士兵，所有军人都是脸朝外，背朝内。 我和大家在车上等着，不许有任何动静，气氛非常严肃。我发现，面包车后面的门没有锁死，是虚掩的。 过了不久，突然有人敲车门，随后门被推开，有4个体格强壮的军人押着一个人过来，上车之后，把那人平放在黑色塑料袋上面。车上早就铺好了一个特制的黑色塑料袋，大概2米多长，很宽。 我一看，这是一个年轻的男生，他的两只脚被牢牢地捆住，那是一种特制的、类似于纤维的、很细的绳，绳已经陷到肉里。他双手被反绑在身后，他的脖子上也绕了一根绳，跟后面绑着双手的绳连着。只要踩着他背后这根绳子，人就起不来，人一动，就勒住脖子，人没法起来，挣扎不了。 这时，对面的医生告诉我：踩住他，不让他动。我按住了他的腿。我发现，他……的体温是热的，他……的喉部、正在流着鲜红色的血，整个喉部被血流模糊，看不清伤口的形状…… 记者：郑治1个字、2字艰难地讲着，几乎讲不全一个完整的句子，他双手十指紧紧地抓住胸前的桌子边沿，身子横向移来移去，站起来，又坐下，然后半弯腰，半站半坐；他的脸型扭曲，双眼睁得老大，惊恐地看着我，又看着窗外，极度惊恐又无助，嘴里反复说着：“太恐惧了，太恐怖了……” 访谈进行不下去，我们被一种极度恐怖的气氛包围，时间仿佛静止下来。过了好一阵，郑治才开始断断续续讲下去： 这时，行动开始，在护士的协助下，所有医护人员迅速穿好手术服，包括帽子、口罩、手套，只留2只眼睛。我是助手，负责剪动脉、静脉、输尿管。 护士长很快用剪刀剪开他的衣服，然后在他的整个腹部到胸部，用消毒液大面积消毒3遍。 这时，其中一个医生拿着手术刀，从他的剑突下（胸骨下）作切口，一直划到脐部，做一个大切口，他的整个腹腔被打开。瞬间，血啊、肠子啊一下子涌出来…… 另一个医生迅速把肠子推到对面，很快就取下一侧肾脏；对面的医生迅速地取下另一侧的肾…… 随着手术的动作，我看到那个躺着的、可怜的人，他的腿在抽搐，他的喉部在动，但是已经发不出来声音…… “快，剪动脉、静脉！”医生对我说，我拿着剪刀，对着血管剪下去，哗，血一下就喷涌而出，我的身上、手上喷的全是血…… 这血还在流动，证明人是活的。这太可怕了…… 医生的动作非常熟练、速度非常快。很快，两个肾脏都取出来了，肾脏已经在医生手里了。医生用生理盐水冲洗肾脏血管，以防止血管粘连；另一个护士拿着一个恒温盒，2个肾脏冲洗完后放在恒温盒里。 活取眼球 此时，对面的医生让我取眼球。 当时我坐着，我向那人的脸部看去……天啊，他正睁着一对十分恐怖的、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眼神，看着我，正看着我…… 恐怖，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恐怖。他正看着我，他的眼皮还在动，他是活的…… 此时，我的脑袋一片空白，这太恐怖了！我吓坏了，我全身僵直、发抖，虚弱无力，我已经不会动了。 难道是他？我想起头一天晚上在招待所时，那位军官在饭桌上对我们负责人说：不到18岁，是个非常健康的活体。 太可怕了，我对那位医生说，“我做不了。” 这时，对面的那位医生，马上用左手手掌把他的头狠狠地摁在地板上，2个手指把住他的上眼皮，右手拿止血钳一剜，整个眼球就出来了…… 我呆在那里，我在发抖，全身是汗，已经虚脱了…… 等待活体器官 这时，一个医生敲了一下隔板，副驾驶位上的军人开始用对讲机呼叫。很快，后面车门进来4个军人，用一个2米多长的黑色塑料袋把那个人整个套住。此时他已经不会动了，军人把他拖到车门外停着的、一辆带蓬的军用卡车上，开走了…… “把他送到哪去？” 我问。 “很快处理掉了。”一个医生回答。 “砰”地一声，车门快速关上，启动。护士迅速把所有的手术服、手术帽、橡胶手套收拾好，放在一起，等待回去销毁。军车晃着警灯，鸣着笛，在前面开道，面包车以特快速度往回开…… 回到沈阳陆军总院，有2个手术室的灯正亮着，那是正在手术启用的标志。我们很快把器官送到手术室。此时，手术台旁边已经站着另一批手术医生，他们早已准备好。 当时，我全身软弱无力，已经不能再做任何事。科主任还想让我上手术台，锻炼锻炼，但看到我的情形，就让我在一边休息。我在旁边坐着，隔着几米的距离，我能看到那些医生正在做器官移植手术…… 精神几近崩溃 手术结束后，大家一起到一个高档饭店吃饭，所有人都一言不发，闷头喝酒、吃肉…… 我木然地坐着，活摘器官现场的一幕幕，就像电影一样，不断地浮现在眼前，我全身细胞都处在恐惧之中。看着眼前的大鱼大肉，我只想呕吐，什么也吃不下。 我向主任请假，要求回家休息，主任同意了。我连宿舍都没回，直接回家了。 我开始发高烧，我妈妈问起怎么回事？我不敢说实情，只是简单地说参加了一个手术。我妈妈以为只是普通的外科手术，并没有当回事。我不敢跟家里任何人说起，家里其他人都不知道。 很长一段时间内，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眼前显现的都是那个恐怖的场景：那个用淡蓝色布帘封闭的面包车内，所有人都穿戴着白色手术衣、白橡胶手套、白帽子、白口罩，只有2个眼睛露外面……护士举着强光灯往下照射着……底下躺着一个年轻的生命，我们的同类，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正被活体摘取器官……他的那双眼睛，那个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痛苦的、恐惧的眼神，就那么恐怖地看着我……看着我……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感觉快要疯掉，整个人要崩溃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经历多年的心灵挣扎，那种恐怖的记忆仍然无法抹掉……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无法体验那种痛苦。多少年来，我不想去触及，有意回避它。只要一提起这件事，我就无法自持…… 一方面，我的内心极度不安，亲眼见到鲜活的生命遭受虐杀，我承受不起再刺激，我不想再提起；另一方面，我担心被中共追杀，被灭口……无形的精神压力，使我痛苦不堪…… 从那以后，我不想与任何人接触，不想接触社会，我变得非常孤独。 记者：2015年那次访谈结束时，已是下午5点半，历时7个半小时。过程中，郑治时不时地泪眼模糊，但全程没有哭出声过。 在离开之后的几个小时里，郑治每隔5分钟就给我打一个电话，他担心我的安全，担心我被特务追杀，反复叮嘱我：“不能报，不能跟任何人说起。”我感受到他的善良和体贴，也被他的恐惧深深地带入，仿佛我变成了他，也成了活摘器官的参与者，我惶惶不安，什么也做不了。 5天后，我终于决定完成手稿，这是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郑治最终也同意发表，用化名乔治。为了避开坏人寻找到蛛丝马迹，我们开车在多伦多市转悠，找了好些地方，终于找到一个空旷地。那是一个冰雪覆盖的草地，在昏暗的天空下，我拍下了他的背影。 2015年，旅居加拿大郑治用乔治化名，曝光了中共1994年代亲历的一次活摘器官的全过程。（伊铃／大纪元） 文章见报前夕，他要求我帮助他离开加拿大，他担心被特务追杀。就在我把一切安排就绪时，他突然告诉我，护照过期，需要一个月才能办理好。 8年后的今天，郑治又坐在我的面前，尽管眼神仍然有些不安，但更多的是平静、坦荡。他告诉我这8年的生活经历，也爆出了更多的黑幕…… （未完待续） 前沈阳陆军总院实习医生 爆出活摘内幕（下） 2023年7月31日，郑治接受大纪元专访，公开披露活摘器官罪行。（视频截图） 更新: 2023-08-06 8:03 PM 标签: 活摘, 沈阳陆军总院, 郑治 【大纪元2023年08月04日讯】（大纪元记者伊铃多伦多报导）上文记述了郑治进入沈阳陆军总院泌尿科实习，并亲自参与中共军队1994年进行的一场活体摘除年轻军人肾脏和眼球的特别军事行动的经历。 接上文：前沈阳陆军总院实习医生 爆出更多活摘内幕（上） 下面继续他的自述 第三部分 花园下面的秘密 离开陆军总院 当时，我去陆军总院实习，军区有意让我留在医院工作，所以全面培养我的工作能力。军队医院待遇很好，收入相当高，在地方又有优越感，能留在军队医院工作是件美事，当时沈阳军区的几家医院都随我选。 在离开学校之前，我的人生非常顺利，我以为社会都是很阳光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活摘器官这件事情，我看到了社会的阴暗面，看到军队医院的黑暗，军队里面真的太黑暗了。 那时，整个军队我都不想介入，不想去任何军队医院工作。后来，我到了兵器工业一家医院工作，在辽阳市的153医院做内、儿科医生。 自从参与那次活摘器官以后，我一直处于一种恐惧状态，可以说，我是在极度恐惧的状态下离开陆军总院的。虽然离开了，但恐惧一点也没减轻，时不时地莫名其妙地恐惧。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2002年的一天，我去沈阳陆军总院看望一位军区领导，这位领导和我父亲关系很好，我常去他家。他有肾病，很消瘦。那天我陪这位领导在陆军总院做体检，体检完之后，医生会诊说要换肾。 当时在走廊，陆军总院一位军官侧着头，跟这位领导说：给你挑一个保质量的，鲜活的，法轮功学员的。 此时，我才知道，原来法轮功学员是被活摘器官的对象。 后来，我陪这位领导回家，当时，他征求我的意见，到底要不要换肾？我说，别这样，那不是杀人吗？ 这位领导知道我曾参与过活摘器官。他停了一下，随后用特别严肃的表情看着我，用手指着我，说：你赶快走，走得越远越好。 当时，我特别震惊，本因为参与活摘器官那件事就已经很恐惧，听到这件事情以后，我就更恐惧了。 后来，这位军区领导听了我的话，他没有换肾脏，一直靠透析维持生命，直到2005年之后才去世。 湖北公安厅后花园地下有人体库 2002年我申请了一项专利，发明了一次性可降解卫生坐垫。2005年我在北京，正洽谈专利产品的生产合作事宜。那时候住在北京，接触到很多政界、商界人士。 当时对我这个专利感兴趣的人很多，那时候是萨斯病过后不久，大家都怕得传染病，很多人都在寻找这个产品。医院、航空、铁路、酒店、个人都需要，市场很大。我同时还在设计生产设备。 在北京有一些和我家交往深厚的人，有一位女士有胃肠炎，西医治不好，90年代一直是我父亲给她看病。我们俩家关系很好，她的女婿是一位政治局常委身边的亲信，能接触到很多高层人物。在家里，我们都戏称他为“亲信小姐夫”。 那时候，我姐姐和母亲都陆续出国了，只有我一家三口留在北京，这个“亲信小姐夫”有时会在周末来看我。有一次聊天的时候，谈到法轮功的话题。我跟他说，在东北，法轮功被迫害得很严重啊。 当时，他什么话都没说。送他走的时侯，他突然转过身来，目光直直地看着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在、湖、北、武、汉、市，湖北公安厅后花园的地下，关满了法轮功学员，有未、成、年、的、孩、子。”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去过那里。” 当时我不敢说话，也没有回应他，心情特别沉重。 送他走之后，我突然有了一种使命感：我要离开中国，我要把这件事情带到海外。 那个专利是我用一年多时间发明出来的，当时都已经到了洽谈市场投资的事情，有人急需要投资，他们知道这个东西利润太大了。但是，经历这些事情以后，我已经明白，什么专利、什么钱，这些东西都不重要；比起生命来说，钱这东西太轻微，多少钱都没有什么意义。 第四部分 出走海外 泰国之行 我在2005年底出国。当时选择从北京出发，我觉得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那个时候是带着太太和孩子，从北京首都机场出发，飞到越南河内。一位越南留学生帮助我过关，又帮助在河内安顿一些日常事务。我在越南只待了2天，之后就到了泰国。 在泰国，我们一家受到联合国的保护，在那里待了大约一年半多时间。 在泰国也经历很多事情，我的一位邻居是异议人士，泰国警察直接把他抓进监狱；泰国中使馆的人经常直接威胁泰国华人。泰国的媒体亲共，报纸上面登的都是中共领导人的新闻和讲话。在泰国的街头，有人打着五星红旗晃来晃去。 那时候就知道，其实海外并不是那么安全，中共在海外渗透非常严重，在泰国就有大量的中共特务。那段时间，我同样处于恐惧状态，恐惧感一点都没减轻。 落地加拿大 我于2007年9月来到加拿大。因为有了泰国的经历，到了加拿大以后，我非常谨慎，非常小心。 到达加拿大之后，并不是事事都顺利，大概一个月左右，我就蹊跷地遭遇了一场车祸，当时腿和腰部都受了伤，有一条腿在之后的几年时间走路都是瘸的。这件事情又加深了我的恐惧。 在多伦多，我开始关注媒体，我发现，大多数中文媒体都是被中共渗透的，上面的内容感觉都是亲共的，这些媒体我去爆料肯定是不安全的。 在加拿大的那8年时间，我也一直在关注大纪元的报导，我在寻找一位最安全、最适合报导的媒体。 这段时间，其实我是在一种非常苦恼、非常纠结、非常彷徨无助的状态下生活，经常处于一种深深的绝望、无助之中…… 我历经艰险来到国外，希望曝光活摘器官事件。但是，如果选错了媒体，会给自己带来很大麻烦。不但有麻烦，还有可能活摘器官事件根本就报导不出去。 那段日子真的很苦恼，心里装着这么多秘密没法爆出去，还随时处在危险之中……白天恍恍惚惚，不知道该怎么办；晚上总是做噩梦，一种莫名的恐惧伴随我，总是有一种紧张和不安，日子过得真的很痛苦…… 匿名曝光活摘器官 2015年，我终于鼓起勇气向大纪元曝光活摘器官罪行。 那时，当记者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就像见到亲人，就像终于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同时，我又极度惶恐不安…… 我鼓足了万分勇气，终于走到这一步，决定曝光这个事情，但是，这个媒体真的会报导出去吗？一旦报导后，明天我将面临什么样的危险？ 当时，那种心情简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就像到了悬崖边，悬崖还有退路，我连退路都没有，前路、后路全部断了…… 一般人想像不到中共有多邪恶，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做不到的。它没有法治，没有法律程序。这一屋子的人，也许其中只有一个人可疑，或者对他们有威胁，它会把整屋子的人全都杀掉……株连九族，你所有的社会关系都给你挖出来，都受连累，很邪恶的。 那个时候真是，一般人很难想像，真是……讲实话，我每说一个字，每说一句话，都像是在做“生死抉择”，不知道这句话说出去的后果是什么。那种极度不安，真的很难用语言形容。 我至今记得，当时我是多么孤立无助，我很想站起来，我很想移动，但我不知道是该去扶住记者，还是扶住桌子…… 那次，终于很艰难地完成访谈。谈完之后，我就觉得，我把身家性命全抛出去了……那种心情……真的是无法形容的，那时候真是很害怕。 郑治在2015年以乔治的化名曝光了1994年发生在中国沈阳的一次中共军方活摘器官的全过程。（伊铃/大纪元） 2023年8月2日，郑治来到8年前拍照的地方，拍下正面照。（伊铃/大纪元） 第五部分 公开现身 揭露活摘罪行 记者：时隔8年，郑治决定公开身份，他告诉我，主要是因为最近看到一条消息，2019年，哈尔滨市一位法轮功学员张秀琴遭受活摘器官，她临终留下的证词最近曝光。他被这件事情深深触动…… 这件事情对我刺激实在太大了，我不能再保持沉默，我必须站出来。作为一个活摘器官现场的亲历者，我知道那有多么惨，一般人想像不到，那有多惨…… 宰杀中国人，盗取器官卖钱，这是彻彻底底的罪恶，所以，这件事情对我触动实在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无论如何，我都要站出来，公开曝光活摘器官这件事。 活摘器官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全军，所有的军队医院都参与了，而且数量相当庞大。 我在海外隐姓埋名16年，承受常人难以想像的恐惧、徬徨、苦闷和绝望，现在公开身份，曝光活摘罪行。我知道中共很邪恶，要说完全不担心中共报复，那不现实，但我将坦然面对一切…… 要知道，在中国大陆，那里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明知道监狱酷刑，明知道精神可以崩溃，肉体可以疲惫，但他们依然坚持把真相告诉民众。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坚强的信念，激励世界上每一个人。 加拿大是民主国家，是法治国家，这里有基本的人权保障。作为人，作一个有最基本良知的人，我没有理由再保持沉默。 中共代表不了中国人民，它不是一个政府，是一个犯罪团伙。我想对所有参与活摘器官的人说，保留证据，等到对共产党清算时，为自己赎罪。 我会妥善保管手中掌握的证据、证人，等共产党倒台时，等到大审判时，我会把全部证据拿出来作证。 这么多年来，我背负常人难以想像的压力，不管承受了多少悲伤，经历了多少次绝望，我依然坚信，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人类一定会审判中共恶魔犯罪集团！ 郑治在加拿大。（郑治提供） 郑治在中国的专利证书。（郑治提供） 郑治在中国的专利证书。（郑治提供） 申请专利的书面资料。（郑治提供） 在泰国申请联合国保护证件。（郑治提供） 【后记】 法轮大法是1992年由李洪志先生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法，1999年7月，中共时任党魁江泽民出于一己之私，利用中共国家机器发起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镇压，当时在中国大陆修炼法轮功的民众有上亿人。 2000年后，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突然呈蘑菇云式的爆炸性增长。加拿大人权律师、《血腥的活摘》（Bloody Harvest：The killing of Falun Gong for their Organs）作者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2016年6月24日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作证表示，他和另外两位中共强摘器官最新调查报告作者，在对中国所有的器官移植中心和医院的相关数据分析后认为──中共每年移植手术量达6万到10万例，而且是更倾向于较高的数字。 他们发现，中国器官移植的等待时间远远快于美国。根据美国卫生部报告，美国器官移植平均等待时间：肝移植2年，肾移植3年，心脏移植约为0.6 年。在中国，中国医院官方网站普遍保证1～2周内就能为病人找到器官供体。 解放军第二医院解放军器官移植研究所（上海长征医院）网站称，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供肝时间为一周。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沈阳）称，一般肝脏移植，最快只需一个月，最慢不超过2个月左右。肾脏移植最快一周，最长不超过一个月即可以寻求到HLA相匹配的供体。如有问题在一周之内再次进行移植手术。 拥有移植的器官配型非常不容易。据明慧网报导，在器官配型方面，相同血型匹配的比例在30%左右；从医学角度说，直系亲属之间HLA（人类白细胞抗原系统，Human Leucocyte Antigen）完全配型的概率是50%；而一般陌生人之间的配型概率在20%～30%之间。从媒体报导上看，大陆移植界提供的非直系亲属的配型概率大概在20%～30%之间。 美国的“全国骨髓捐赠计划”（National Morrow Donor Program, www.marrow.org)网站上有提供一组有关HLA匹配的数据，大概4000个捐赠者中有200个成为潜在的供体，而在这200个潜在供体中，平均4.5人才能匹配一个病人。如果以潜在供体来算匹配概率，大概是5%，要是以更准确的匹配要求来看，那就只有1%了。 麦塔斯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说，中国死刑犯的数量解释不了中国大规模的器官手术来源；中国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是法轮功学员。 他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中国每年死刑犯数量满足不了每年10万例器官移植手术的需求，“我认为中国的死刑犯人数在2000-6000人之间。我的意思是，中国死刑犯每年不可能是100万或者10万人。” 值得庆幸的是，本文通过对一位活摘亲历者的采访，揭开了中国移植非法器官来源的一角，我们期待这个采访可以鼓励更多人站出来，向世人揭示中共活摘罪恶的真相。 责任编辑：文风、高静#，